编者按：著名钢琴家傅聪因新冠肺炎在英国去世，享年86岁。本刊曾经对他进行深度采访，特此刊出，以志悼念。

傅聪——风雨琴声扬五洲

傅聪是用琴声敲开通往国际音乐大门的中国第一人。1953年，他赴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钢琴比赛三等奖。1955年，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华沙举行。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傅聪经三轮比赛获得了铜奖，并获《玛祖卡》演奏优秀奖。玛格达·塔利费洛夫人，从1932年第二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以来，她一直是评委。当时这位巴西著名女钢琴家已经70高龄，在听完傅聪的演奏后，她特意跑来对傅聪说：“你很有才华，真正的音乐才华。除了非常敏感以外，你还有热烈的、慷慨激昂的气质，悲壮的情感，异乎寻常的精致，微妙的色觉，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在你的‘玛祖卡’中所表现的……”英国评委路易士·坎特纳对自己的学生说：“傅聪演奏的玛祖卡真是奇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梦，不能相信真有其事。我无法想象有那么多的层次，那么典雅，又有那么好的节奏——典型的波兰玛祖卡节奏。”

傅聪由此获得了留学波兰的机会。期间，傅聪还于1956年8—10月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扎特协奏曲音乐会。

磨难好像总要跟成就者作对。1958年，一代译界巨匠傅雷竟被打成了右派。4月30日，傅雷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消息传到波兰，正在留学的傅聪也成了批判对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位英籍教师帮助了他，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出走英国。对于这次出走，傅聪回忆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就这样，在那“阶级斗争”的岁月，父子之间恶性循环而牵连：由于傅雷被划为右派，导致傅聪出走，而傅聪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

虽说傅聪客居英国，但艰难时世使他更加奋发，他的音乐进入了上升期。傅聪特别偏爱肖邦，但真正能弹出肖邦的意味却着实不易。我们都知道舒曼的那句著名的评价：“肖邦的作品像埋在花丛底下的枪”，准确地形容了肖邦作品的“双重性格”。肖邦被称为“钢琴诗人”，作品中不乏诗意、悲哀、深沉；傅聪也是位有诗人气质的音乐家，他常常把古典音乐家和中国古代的诗人相比，将中国诗词和西方古典“混为一谈（弹）”。傅氏家属遭遇了种种磨难和无奈，傅聪却从中超越、升华。生命中曾经一度的黑暗悲切转化为凤凰涅磐后的明亮、谐和，痛苦难忍也转化为对祖国甜蜜的情意。肖邦的严谨、细致、考究和井然有序，傅聪认为这有点像他的父亲。这一切都为他弹出肖邦韵味的铺陈。他成为肖邦作品最好的演绎者。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傅聪共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梅纽因、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在内的许许多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他演奏的足迹遍及五大洲。德国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听完傅聪演奏的肖邦作品后，称他是“真正的肖邦，是华沙时的肖邦，海涅时的肖邦”。傅聪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等世界高端音乐赛事中频频担任评委，他在国际乐坛的受尊敬程度，远远胜于其他大师。

1977年初春的一天，在伦敦的傅聪和他的妻子驱车外出，忽然从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中国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他的心颤抖了。伟大的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被荒唐地禁止了十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他想，也许是时候了，可以回国了。这年，傅聪打听到了与他断绝音信10多年的弟弟傅敏的下落，给他写信叙述了他的思乡之情。

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作了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小平同志的批示，使这位22年心神不安的游子的流浪生活终成过去。之后，傅雷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主讲肖邦、莫扎特、德彪西等专题，与国内乐团多次合作，把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大师的作品奉献给乡亲父老。

傅聪不喜与传媒打交道，更极少在大庭广众中发表公开讲话，可几十年在琴房练琴的习惯依然如故。每天近11个小时与钢琴“促膝谈心”，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如今年逾古稀，但仍保证6 小时的练习。他说，自己天生手硬，从小童子功又没练好，所以一日不练就不行。对此，傅聪还自得其乐，“这是上天给我事业的一种特殊眷顾！”



“我是钢琴的奴隶，更确切地说是音乐的传教士。”当年逾七十的傅聪依然出现在世界各国的知名音乐厅、大师班时，他却表示，“我还没有退休的计划。”在与上海音乐学院签了3年合约后，傅聪定期给钢琴大师班授课。如今“傅爷”的尊称已在校园内传开，老师与学生都喜欢听他上课。“傅爷”诠释的肖邦、莫扎特、德彪西，有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深度和古典美。而他所表现出的不同寻常的睿智与境界更令人肃然起敬：“只要我多活一天，就越发现音乐的高深。我觉得，60岁以后才真正懂得音乐！”

傅雷——江声浩荡通四海

家书——薪火相传教子经

傅敏：启智为要续家书

傅聪曾说过，弟弟傅敏是家族中承受苦难最多的人，但他对父母从无怨言，至今仍在为传播父兄的成就而默默无闻地做着一切。今年74岁的傅敏退休前是北京第七中学的英语特级教师。他是最早发现《傅雷家书》巨大精神价值的人。

1962年3月14日傅雷给傅敏的信中这样写道：“你该记得，我们对你数十年的教育即使缺点很多，但在劳动家务、守纪律、有秩序等等方面从未对你放松过，而我和你妈妈给你的榜样总还是勤劳认真的……但愿我们大家都来不断提高自己，不仅是学识，尤其是修养和品德！”傅敏清楚地记得，自己幼时顽皮混沌，1948年到昆明后没考上小学，傅雷就亲自教授。教材选择上，重在品格操守。傅雷工整抄写史书，给傅敏讲“抬着棺材见皇帝”的死谏志士。文天祥、岳飞、魏徵等壮怀激烈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下课了，傅雷让傅敏写感想，“为什么他们流芳百世？”“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傅雷用的是启发式教育，从不正面给答案，却以启智为要。

傅敏从小也喜欢音乐，初中时还学习过小提琴，毕业时提出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立志拉琴为业。可父亲却摇头说，“你不是学音乐的料，学音乐都是从小开始的，而你现在已经上初中了，就算开始学，也只能成为二流、三流的音乐家。当音乐家，要么做一流的，做二、三流的音乐家是很痛苦的。第二，我就那么多的钱，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不能再把你培养成为音乐家了。照我看，你是教书的料。”

由于父亲的反对，傅敏没能学习音乐。但受家庭的影响，他的英语很不错，1957年由华东师大附中推荐，考入了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交学院是专门培养新中国外交家的，傅敏为能跨入这所学校的大门感到高兴。然而，正当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由上海市政协委员一下子变成了“右派分子”，在留学的哥哥被迫出走英国。他的“家庭成分”一下子变得“骇人听闻”。由此，1959年秋天，外交学院以师资培训送他去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其实以此为名，将他踢出了外交系统。1962年，他毕业虽回到了外交学院，但外交学院却将他分配到北京市劳动局，劳动局又将他发落到教育局，一时成了没地方分配的人。多亏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老校长杨滨收留了他，并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出色的英语特级教师。
一语成谶。傅敏果然按照父亲的设计一辈子当了教师。傅敏承认父亲看人能看到骨子里，赏文鉴画一针见血。他也感谢父亲的明智。

傅雷奉行的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德行在傅聪、傅敏两兄弟身上薪火相传。傅聪体现的是艺，傅敏继承的是德。傅雷曾对傅敏说：“人是生活在太阳底下的。人接受了太阳的光和热，就应当把它传给别人。”传道、授业、解惑，傅敏当老师烛照学生，同时亦把家教的光和热奉献。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对中学教师工作的平凡而伟大的意义毫无认识。当时，《世界文学》的主编陈冰夷找我爸爸，想把我调走，结果爸爸说：‘他现在工作得很好，也很安心，不要去干扰他，引起思想上的波动。’就这样，我一直在中学教英语。”傅敏从中感到成为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我为做一个中学教师而感到自豪。在外国人面前，我总是很响亮地说，我是中国的一个中学教师！”

1979年，傅敏去英国探望惟一的亲人——哥哥傅聪。同事们挥泪作别，所有人都猜测，傅敏此一去将不再返回。然而1980年8月，傅敏在英国与兄团聚后毅然回国了。“祖国好比母亲，母亲百病丛生的时候，不能把母亲撇开不管。”这是他最简单的理由。

在离开中国这一年多时间里，他还利用在英国的机会，进修英国文学、英国现代语言，他越发感到应以刚直不阿的父亲作为他一生待人处事的榜样，还欲把父亲对于他的启发式教育运用于自己的教学中。

所以他一回到学校，首先向校长提出要求：“不当任何‘长’，集中精力钻研教学。”之后，果真他处处在想如何沿袭父亲的启发式教学法。他授课不讲中文，不留作业。“用中文教英文，学生永远进不了门。”傅敏直言不讳，“搞题海战术的老师是自己没本事。”所以傅敏教过的学生听说能力强，高考不丢分。傅敏曾担任中学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评审中，对不按原则办、降格以求的事，他拍案而起：“降低教师资格，等于降低学生标准，是误人子弟。”傅敏没因别人无原则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他秉承了父亲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他虽然不当任何“长”，由于他敢说真话，群众选他为北京西城区人大代表，连任五届，直到退休。

退休后在家的傅敏，亲自担任主编，整理出版了《傅雷全集》共20卷，收录了傅雷先生（1908-1966）全部的译作和著作。傅敏而后又收集起傅聪谈话录。广大读者从《傅雷家书》中知晓1965年以前傅聪的成长。而1965年以后的傅聪如何走向成熟，如何成为华人骄傲，如何出国多年仍守中国魂？这条赤子之路，正是他要继续向人们报告的内容。

傅敏，他珍惜并坚守“傅雷的儿子”这个名分，忠肝义胆，赤子之心。他与世无争，只奉献，不索取。他就像光明后面那个燃烧着的火把，不炫目，却实实在在地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