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到冬天，雪好像就下得特别多，风像刀子一样凌厉。寒冷的冬季，人们想尽办法御寒取暖。
漫漫冬夜是最难熬的，但家人相守的时光是温馨的。全家人常常围着一盆火，一边闲聊一边各自做着手头的活。外婆从不要了的旧衣服上裁剪下两块布，缝在粗布棉袄的前胸后背上，增厚御寒；母亲从旧毛衣毛裤拆下来的毛线，给我们几个小孩织手套、袜子和围巾，密密的针脚织进了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温情；我们兄妹看连环画、做作业……房里虽然烟味大，有时还呛得人睁不开眼睛，但很暖和。
火焰炽盛，小妹的脚离火盆太近，鞋子烧着了！大家忙着给她脱鞋子、扑火。
火钳总是被我捏在手里不放，不是我愿意干添柴烧火的事，而是这样能有机会在草木灰里埋几个土豆、红薯，熟了扒出来先吃。父亲煨在灰堆上的大搪瓷缸子里面，茶酽酽的烫烫的，我常趁他不注意，悄悄喝上几口。寒冷的冬日，进了食、喝了茶，全身就更暖和舒坦了。
在冬天，几乎人人都提烘篓出门访友、街头下棋闲聊，甚至带着它到影剧院看电影、看戏。烘篓以竹篾编织，里面土钵里盛着燃烧的木炭。提烘篓的人或两只手相互交换拎着，烘烤着手，或夹于双腿取暖，这是捧在手里的一份挚爱。
我上学那会儿，提烘篓上学的队伍绵延很长，不少同学边走，边单臂舞着烘篓，火星四溅，成了一道景观。想当年，一炉炉炭火温暖了一双双少年的手，也温暖了整个教室，只是不时有没烧尽的炭头冒出的青烟，让讲课正酣的老师眉头紧锁。
工作后，我从县城进了城市，办公室、家里都是烧煤取暖，大家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捅炉子续火。后来，单位对办公区域实行锅炉供暖，让我们安心上班。
回到家里就惨了，因为白天没人在家，炉子没生火，房里冷兮兮的，只得早早上床睡觉。睡觉之前，把热水袋灌好开水、塞入被中，衣服一件套一件，袜子也是一双套一双，硕大无朋，像一只企鹅，才能安睡。只是半夜上厕所颇费事的。冬天在家里洗澡也很冷，常常是每周上外面公共澡堂洗一次。
那时，我们单位下属的机构分配了一个北方大学生。那里的办公室、宿舍没有过冬的取暖设备，宿舍还漏风，不久大学生脚、手和耳朵上生了冻疮，冻肿的双脚无法穿入鞋子行走。来南方的第一个冬天，给他上了永生难忘的一课。后来他告诉我们，原来以为南方再怎么冷，也不如北方冷，没想到北方是干冷，南方是湿冷，是寒气、湿气钻入骨髓的冷。不到两年，他坚决要求调回了北方。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了孩子后，先是用暖手宝、电热毯、电暖器取暖，后来攒钱买了一台空调，总算让室内多了些暖意，但这并不能完全解决一套两居室房子的取暖问题。孩子上学早出晚归，教室里也没有取暖设备，每年冬天手脚都要生冻疮。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家的住房从原来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到目前180多平方米的四居室，居住面积有了大幅提升。取暖设备越来越先进，从原来的一台壁挂空调，到壁挂、柜式兼济的五台空调，再到如今的地暖，房屋冬日温暖如春，而且安装了浴霸的浴室，让冬天洗澡也不再是难事。
当年的取暖手段渐渐远去，却是我记忆中长久的温暖。
（作者苗族，系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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