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小武》，2000年《站台》，2002年《任逍遥》，带着这样的信念，贾樟柯拍起了以前从不会出现在电影中的人物。
“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只是中国的几盆盆景，不是真实的中国。”为了看见更普遍的中国现实，贾樟柯离开家乡山西，野心直奔更宏大的寓言而去。
2006年，《三峡好人》威尼斯载誉归来，作为“时代记录者”的贾樟柯，获得了应有的褒奖，也正式开始了与时代的正面对抗。
“我们懒得装斯文去搭理一个已装不下斯文的人；再重复一遍艺谋导演的话：他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傍着《黄金甲》炒作的片子和人多的是，我们不在意多一个贾导演和他的片子。我们更不在乎贾导演向老外汇报什么。”时任张艺谋的制片人，张伟平如是说。
起源于批评，演变成骂战，最终沦为泼脏水。被彻底激怒的贾樟柯，以卵击石地选择让《三峡好人》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日上映，悲壮地上演了一场行为艺术。
全球票房收回成本，中国市场却前途渺茫，一部反映中国人普遍生存困境的电影，却收获不了多少的中国观众。
36岁的贾樟柯，当年还是意气用事的青年。北大演讲的末尾，当谈到只有七天的影院排期，他语带哽咽地说：“我想看看在这个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
到底是艺术表现需要还是讨好西方评委？到底是投机的影展宠儿还是真诚的中国良心？《黄金甲》一役，将贾樟柯的电影推上了风口浪尖。
“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那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就是今天不知怎么形成的畸形的‘爱国主义者’。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者’是可怕的，不尊重个体权利的‘爱国主义者’是专制的。这样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对于误解谩骂，当年的贾樟柯，选择狠狠地予以还击。
“忍无可忍则无需再忍。重回地下！”历经龙标通过，种子泄漏，上映禁令，《天注定》最终注定无法公映。2012年的一条微博，让贾樟柯再次引起关注。
从地下到地上，遭小人中伤举报，与总局百般周旋。
贾樟柯对抗的时代，不只有来自观众的“卖国”质疑，还有来自体制的压抑封禁。
这旷日持久的战斗，似乎让他消耗了太多的才华。后《三峡好人》时期，在几部不尽如人意的作品后，贾樟柯另辟蹊径，用类型片的风格拍出了《天注定》。
然而，这次改变并没有那么成功。当我们打开《天注定》的视频文件，会发现曾经从容记录时代的贾樟柯，现在已经成了时代追赶者，就像作家余华的《第七天》一样，当起了社会新闻的剪报员，只停留在了魔幻的现实表面。
此后的《山河故人》，更像是一出中年怀旧的情节剧，锐气隐匿，煽情浮现，真正能让我们动容的部分，其实都只是贾樟柯的自我重复。
2017年，胡子拉碴的贾樟柯，面对许知远笨拙的采访时，反倒吐露了不少心声。
“无穷无尽地阐释自己的观点是令人厌倦的。”作为国内最擅长自我阐释的导演之一，说得比拍得越来越好的贾樟柯，也开始失去了辩解的兴趣。
“我对形成共识没有兴趣。”拍片19年的贾樟柯，用电影改变世界的念头越来越淡，悲观的情绪冲淡了愤青的热情。
庙堂的阻挠，群众的误解，抓不住时代脉搏的焦虑，使得认识到自我局限的贾樟柯，开始形而上地思考，开始读天体物理，玩VR，准备古装武侠片《在清朝》。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我认为我只对真人感兴趣，所谓真人很简单，说人话，做人事。”
曾经深入现实的贾樟柯，如今像个疲惫不堪的“叛徒”，只身前往心醉已久的江湖。
他的前方，走着当年影响他的前辈，一边是张艺谋这样自废武功，投降商业的“第五代”，一边是侯孝贤这样到处筹钱，苦心坚持的“艺术家”。
像商人般行事，不再聚焦现实，贾樟柯的缺席，让中国银幕少了些真实。
这个时代，还需要死磕理想的严肃作者吗？还需要刺痛现实的严肃电影吗？还需要一板一眼的严肃评论吗？
写下这篇稿子的影哥，心里还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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