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的惩罚官员的办法。在秦汉中国统一以前，各国疆域较小，国君对不满意的官员，采取放逐出国都（如屈原被放逐出郢都）或放逐到国外的办法。秦汉中国统一以后，疆域大了，历代皇帝把不满意的官员流放到边远地方（如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湖南、新疆等）降职使用，叫做贬谪，这种官员就叫做贬官。
余秋雨在游岳陽樓时感慨地说：“中國文化中极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隨之而來，許多文化遺跡也就是貶官行跡。貶官失了寵，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劇意識也就爬上了心頭；貶到了外頭，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親熱。這一來，文章有了，詩詞也有了，而且往往寫得不坏。過了一個時候，或過了一個朝代，事過境遷，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恢复名譽。于是，人品和文品雙全，傳之史冊，誦之后人。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也便成了遺跡”。（《文化苦旅•洞庭一角》）历代的贬官们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演绎了自己的人生，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一道亮丽的色彩，于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贬官文化。贬官文化也就成为中国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贬官文化是社会洪波中的一点波光，正是有了这些贬官和他们的文化，中国的文采华章就更有了张力。
本文例举了中国历史上十位有名的贬官，来深入看一看贬官文化的面貌。
（一）贾谊（西汉）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
被贬年份地点：前177-174年，湖南长沙
贾谊，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汉文帝三年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
贾谊由于被贬谪离开京城，做了长沙王的太傅，感到很不得意。一天坐船渡过湘水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赋来凭吊屈原。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
不过，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
所以，如将两人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司马迁评道：“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近代文学家闻一多称誉此赋为“哲学之诗”。
但贾谊还是因梁怀王坠马而死而深自歉疚，抑郁而亡，又有点想不开了。所以苏轼批评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历史上的名家对贾谊多有点评，如司马迁对屈原和贾谊很欣赏，单独为他们两人写了一篇列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乃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刘勰《文心雕龙•哀吊》：“贾生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苏轼《贾谊论》：“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良伤哭泣至于死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使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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