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一座承载无数国人情感的抗日纪念碑，一块倾注新文化运动大师心血的碑文，一座安息数百为国捐躯烈士的公墓，时乖命蹇的命运才刚刚开始……
碑文的涂改 预示着抗日道路的曲折
从长城抗战结束，到纪念碑落成，费时近两年，当时预算花费大洋1.8万余元，除由归绥县政府、归绥市商会、山西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各商店等60余家捐助1652元外，余均由35军司令部筹集，其建筑布置各事宜亦由司令部派员监督和负责。烈士公园及位于其间的纪念碑和公墓，是当时归绥北郊游览胜景之地。
民国报纸记载着当年烈士公园的旧貌：
游人由烈士公园南门进去，走神道抵莲花池，环绕莲花池到纪念塔，纪念塔高居台上，台座高3尺，见方5丈，台南有3阶，阶各6级，台上围有石栏。纪念塔高5丈，塔顶为三角形丰碑，塔正面中间题“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右题“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左题“傅作义敬建”等字。塔身两侧均镌刻诸烈士职名。
塔的基座南面，嵌有白石纪念碑一座，高5尺，宽4尺，竖写的是纪念这次战役经过的文字，碑文的名称是“中华民国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将士公墓碑”，胡适撰，钱玄同隶书。
由纪念塔再向北走几十步，就是烈士纪念堂。烈士纪念堂，也叫烈士祠堂，为三开门，正门上面悬挂“气壮山河”四个大字的一块横匾，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字。
正门两楹为蒋介石联语：“碧血洒荒原，终使乾坤留浩气。青山瘗忠骨，怕闻颦鼓动哀思。”如登上平台观看纪念堂，可以直接看到东西廊宇内各界颂功的诸碑碣，均排列有序围绕在绿阴紫陌之间；再向北观看烈士公墓，并列成行，整齐肃穆，好像当年整队待发的勇士，是时园景清幽，愈发令人想起英灵当年惨烈战斗之悲壮。
然而，等待纪念碑命运的，不是被后人瞻仰、故旧缅怀；而是在日本当局的抗议声中涂改碑文。
这还要从长城抗战后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说起。
塘沽协定的商议要点之一，便是约束双方的军队，但当时形势中弱日强，故到最后实质上成为单方面限制中国，“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塘沽协定第四条。
与之对应的是，1935年10月，国民政府发布《邦交敦睦令》，明令“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要求取缔带有“抗日”字样的词汇。何应钦下令，消灭一切抗日标志，特别是阵亡将士公墓。
傅作义一方面应付找上门来兴师问罪的日本人，另一方面要安抚与日军不共戴天的军中部属。思量再三，经请示南京政府后，不得已将“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长城阵亡将士公墓”。同时将胡适所撰碑文则被钢筋水泥板掩盖，加以保护，并在覆盖的水泥板上另刻“精灵在兹”四字。而烈士纪念堂内，全国各地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语句，一一迁毁。
1935年7月，胡适携次子思杜和诸多文化界名流，在平绥路局沈立孙和总工程师金旬卿的陪同下，作平绥路全线旅行。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有名的《平绥路沿线旅行杂记》。胡适一行到达归绥时，正值他倾注一片深情的白话文碑遭受厄运。尽管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给予胡适这位文化名人以极高礼遇，但胡适的心情并不舒畅。他在1935年7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早晨八点多，白映星、张锡羊诸君来到车上，同我们一起来到第三十五军军部，傅主席加入，和我们同去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墓碑是我作的，钱玄同写的，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的，所以拓本流行全国。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当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忠魂连最起码的悲悼之情都不能表达的时候，是何等可悲之事！胡适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埋藏隐晦不需悲。山灵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胡适（右二）到绥远旅行考察，陈衡哲任洪隽陪同，傅作义（右一）招待
胡适曾对次子胡思杜言，有朝一日，再来大青山祭奠。其赤子心，爱国情由此可见一斑。
绥远之行，亲历纪念碑“埋葬”之痛，胡适抗日的思想，由此产生了极大转变，从悲观妥协到主动请缨担当驻美全权大使，在世界各国说明日本侵华暴行及中国抗战情绪，争取世界公论的同情与支持。
由于坚决反对对日妥协投降，胡适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间接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对日同盟。
与步步退让的中方相比，此时日本则显得咄咄逼人。在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保留了入侵华北的通道后，日本转身向西南攻略察哈尔省，摊开地图可见，察哈尔拱卫热河侧翼，兼顾内外蒙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间虽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将军领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起事抗战，但最后同盟军内部动机不纯，分崩离析，导致察哈尔省全境被日军占领。
继察哈尔之后，日本的下一个目标，锁定了绥远。
补充资料：绥远省为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绥远在清朝为归绥道，属山西省管辖，1914年袁世凯政府将之分出山西，与兴和道建立绥远特别区，1928年改称绥远省，省会为归绥（今呼和浩特），抗日战争时期省会为陕坝（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陕坝镇）。
1954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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