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挺战 改变华夏命运的前哨战
日本对于绥远志在必得，坐镇绥远首府归绥的傅作义将军焉能不知。作为驻守一方的将领，守土有责，纪念碑虽慑于日方压力涂抹覆盖，但聪明的傅将军自有一套绝招，发明“抗日皮肤操”，激励将士们的抗日斗志。
在这座高大的烈士碑下，是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从1933年至今，烈士们长眠于此八十三载，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不管是高高矗立的纪念碑，还是安葬烈士的公墓，可谓命途多舛。
于是，当时的绥远大地，大青山下，黄河岸边，从将军到士兵，大家都把上身脱光，把皮肤裸露在中午的烈日之下：默然肃立，忍受着烈日的暴晒，追思战死的战友：狠毒的日光转化成了内心熊熊的民族仇，家国恨。
与攻占察哈尔的方式不同，对于绥远省，日本人采取了分化蒙汉民族，吸纳德王等蒙古族激进派，许诺用武力助其建国，建立一个日本羽翼下的傀儡民族政权。
挑拨矛盾，纳为己用，让蒙古部落充当绥远攻略的马前卒，日本做起来轻车熟路。
蒋介石曾有一次绥远之行，目的是化解傅作义所部与绥远蒙古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外力影响，蒋或许还有成功可能。但外有苏俄干涉下的外蒙古独立建国；内有日本关东军厚诺相许，支援频频；年轻激进的德王等人已经被看似触手可及的不世功勋蒙蔽了双眼，与日本越走越近，直至将本民族的前途命运，与日本战车牢牢捆绑到了一起。
蒋介石的民族调解，最终以失败告终。
近代内蒙古各部族的悲剧，由此而始。
1936年5月12日，德王等蒙古族激进派在察北成立蒙古军政府，汉奸王英也组织了个“大汉义军”，两股反政府武装力量，在日本人的撮合下，汇集一处，准备进攻绥远。
对于蒙伪联军及背后的主子关东军，中日双方均心知肚明，日军严令现役部队军士不得充当联军外援，只能为其提供装备以及空军作战等辅助性援助。
在傅作义部，因为有政府命令在先，加之想起被涂抹的纪念碑，傅作义所部上下，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偏偏要装出不是那么回事儿的样子。
最终，傅作义部以“出师剿匪”的名义出征，以防给德王及日本人造成口实，让政府难堪。于是乎，“绥远挺战”这一在今天看来奇葩的对外宣传出炉了（可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绥远抗战或者绥东抗战）。与之相对应，“晋绥剿匪军总指挥部” 作为傅军此次军事行动的指挥机关，应运而生。
图片：晋绥剿匪军总指挥部赠绥远挺进军前线服务纪念章
1936年11月，蒙伪侵犯绥远，傅作义率部出征“剿匪”，这是一次名义上看不出抗日的抗日之战，傅面对来势汹汹的德王王英联合军，虽对方有空军相助之便利，后勤补给之优势，但傅将军治军严谨，战术得当，所部上下用命，雪耻心切，三战三捷，先后获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役、大庙战役的胜利。这在当时，是一件鼓舞人心、大长志气的大事件。
限于当时国内外形势，1936年11月25日，《中央日报》刊登《国军昨晨克百灵庙》一文，虽喜悦之情透于字里行间，却也是闪烁其词：“（傅作义部）激战彻夜，卒将匪部击溃，于二十四日时晨九时，国军完全占领百灵庙”。
从涂改的纪念碑，到遮蔽的碑文，再到言辞闪烁的捷报，以今天角度回望，不难看出当时中国以一己农业国之力，对抗工业国日本，是多么的步履维艰。
即便如此，剿匪挺战的胜利，对于国人上下，无不兴奋异常。无他，在历经了太多太多的屈辱和侵略后，中国太需要一场久违的胜利了。
一场胜利，击败了日本人扶持的反政府武装，并不是打败了日本军队，对于日本而言，只是侵华筹划中的一次小挫。但对于急盼一场胜利的中国而言，更愿意把傅作义部队的绥远挺战解读成对日作战的一场大捷。
这场战役的胜利，同时助长了远在陕西的东北军及西北军地方派系的胜利渴望，尽管蒋当时也已积极备战抗日（修筑吴福防线提防上海方向日军进攻，调集汤恩伯部进驻集宁协助傅作义等），但蒋备战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地方军阀渴望的速度，最终，野望，渴望，期望……种种欲望交织，风云际会三秦地，迸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由绥远挺战始，自西安事变终。古老中国的坎坷命运，从此，进入了另一条发展轨道。
下篇预告：抗日纪念碑，经历国土沦陷的劫难，再次得以抗日本来面目重见天日，如果历史仅仅记录到这一刻，该是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了。但伴随着外侮退却，国共两党却为了逐鹿天下而兵戎相见。那一刻，历史对于炎黄子孙，是如此的残酷。
当傅作义部三十五军的数万将士与贺龙刘伯承所率共军在归绥城郊浴血搏杀的时候，倘若石碑有灵，如果长眠于此的烈士们泉下有知，不知道面对此情此景，是怎样一种悲凉而又复杂的心情。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共升国落，新政权建立，四清文革，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一路风雨洗礼的纪念碑与公墓，有着怎样的经历？现在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敬请关注下一篇：归绥往事：一座纪念碑和公墓的命运（下）
日本对于绥远志在必得，坐镇绥远首府归绥的傅作义将军焉能不知。作为驻守一方的将领，守土有责，纪念碑虽慑于日方压力涂抹覆盖，但聪明的傅将军自有一套绝招，发明“抗日皮肤操”，激励将士们的抗日斗志。
在这座高大的烈士碑下，是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从1933年至今，烈士们长眠于此八十三载，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不管是高高矗立的纪念碑，还是安葬烈士的公墓，可谓命途多舛。
于是，当时的绥远大地，大青山下，黄河岸边，从将军到士兵，大家都把上身脱光，把皮肤裸露在中午的烈日之下：默然肃立，忍受着烈日的暴晒，追思战死的战友：狠毒的日光转化成了内心熊熊的民族仇，家国恨。
与攻占察哈尔的方式不同，对于绥远省，日本人采取了分化蒙汉民族，吸纳德王等蒙古族激进派，许诺用武力助其建国，建立一个日本羽翼下的傀儡民族政权。
挑拨矛盾，纳为己用，让蒙古部落充当绥远攻略的马前卒，日本做起来轻车熟路。
蒋介石曾有一次绥远之行，目的是化解傅作义所部与绥远蒙古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外力影响，蒋或许还有成功可能。但外有苏俄干涉下的外蒙古独立建国；内有日本关东军厚诺相许，支援频频；年轻激进的德王等人已经被看似触手可及的不世功勋蒙蔽了双眼，与日本越走越近，直至将本民族的前途命运，与日本战车牢牢捆绑到了一起。
蒋介石的民族调解，最终以失败告终。
近代内蒙古各部族的悲剧，由此而始。
1936年5月12日，德王等蒙古族激进派在察北成立蒙古军政府，汉奸王英也组织了个“大汉义军”，两股反政府武装力量，在日本人的撮合下，汇集一处，准备进攻绥远。
对于蒙伪联军及背后的主子关东军，中日双方均心知肚明，日军严令现役部队军士不得充当联军外援，只能为其提供装备以及空军作战等辅助性援助。
在傅作义部，因为有政府命令在先，加之想起被涂抹的纪念碑，傅作义所部上下，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偏偏要装出不是那么回事儿的样子。
最终，傅作义部以“出师剿匪”的名义出征，以防给德王及日本人造成口实，让政府难堪。于是乎，“绥远挺战”这一在今天看来奇葩的对外宣传出炉了（可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绥远抗战或者绥东抗战）。与之相对应，“晋绥剿匪军总指挥部” 作为傅军此次军事行动的指挥机关，应运而生。
图片：晋绥剿匪军总指挥部赠绥远挺进军前线服务纪念章
1936年11月，蒙伪侵犯绥远，傅作义率部出征“剿匪”，这是一次名义上看不出抗日的抗日之战，傅面对来势汹汹的德王王英联合军，虽对方有空军相助之便利，后勤补给之优势，但傅将军治军严谨，战术得当，所部上下用命，雪耻心切，三战三捷，先后获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役、大庙战役的胜利。这在当时，是一件鼓舞人心、大长志气的大事件。
限于当时国内外形势，1936年11月25日，《中央日报》刊登《国军昨晨克百灵庙》一文，虽喜悦之情透于字里行间，却也是闪烁其词：“（傅作义部）激战彻夜，卒将匪部击溃，于二十四日时晨九时，国军完全占领百灵庙”。
从涂改的纪念碑，到遮蔽的碑文，再到言辞闪烁的捷报，以今天角度回望，不难看出当时中国以一己农业国之力，对抗工业国日本，是多么的步履维艰。
即便如此，剿匪挺战的胜利，对于国人上下，无不兴奋异常。无他，在历经了太多太多的屈辱和侵略后，中国太需要一场久违的胜利了。
一场胜利，击败了日本人扶持的反政府武装，并不是打败了日本军队，对于日本而言，只是侵华筹划中的一次小挫。但对于急盼一场胜利的中国而言，更愿意把傅作义部队的绥远挺战解读成对日作战的一场大捷。
这场战役的胜利，同时助长了远在陕西的东北军及西北军地方派系的胜利渴望，尽管蒋当时也已积极备战抗日（修筑吴福防线提防上海方向日军进攻，调集汤恩伯部进驻集宁协助傅作义等），但蒋备战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地方军阀渴望的速度，最终，野望，渴望，期望……种种欲望交织，风云际会三秦地，迸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由绥远挺战始，自西安事变终。古老中国的坎坷命运，从此，进入了另一条发展轨道。
下篇预告：抗日纪念碑，经历国土沦陷的劫难，再次得以抗日本来面目重见天日，如果历史仅仅记录到这一刻，该是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了。但伴随着外侮退却，国共两党却为了逐鹿天下而兵戎相见。那一刻，历史对于炎黄子孙，是如此的残酷。
当傅作义部三十五军的数万将士与贺龙刘伯承所率共军在归绥城郊浴血搏杀的时候，倘若石碑有灵，如果长眠于此的烈士们泉下有知，不知道面对此情此景，是怎样一种悲凉而又复杂的心情。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共升国落，新政权建立，四清文革，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一路风雨洗礼的纪念碑与公墓，有着怎样的经历？现在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敬请关注下一篇：归绥往事：一座纪念碑和公墓的命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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