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悼公祭 一碑一墓的荣光时刻
西安事变之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已形成国内不分党派民族的全员共识，而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由胡适、钱玄同两位新文化运动名人珠联璧合而作的白话文抗战第一碑，成了当时抗日救国抵抗外侮的象征，祭奠战死英灵的祭台，吸引了仁人志士奔赴归绥瞻仰凭吊。
1937年3月15日，烈士公园(现为公主府公园)内，纪念碑和公墓迎来它的荣光时刻，绥远各族各界在省垣烈士公园举行“绥远抗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有绥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三十五军的官兵将士、归绥市的老百姓以及中小学生一共3万多人，追悼会规模盛大隆重。
傅作义将军主持大会，国民党中央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代表赵丕廉、蒋介石的代表熊斌、宋哲元的代表邓哲熙以及何应钦、孔祥熙、商震、马占山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另外还有配合傅作义在百灵庙作战的山西骑兵师师长赵承绶，著名学者傅增湘、傅斯年等人也参加了大会。
会场设在烈士祠堂前，用席子搭有3个很大的彩棚，彩棚内挂满了挽联、锦旗，置放着许多花圈，毛泽东派南汉宸携其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烈士祠堂祭案上安放着几百个小灵牌，上面写着每位烈士的名字和生前职务。纪念塔下被遮盖的胡适撰写的碑文重见天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绥远挺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纪念”章1枚，上为内蒙名胜百灵庙图，寓意祖国的大好河山不容外敌践踏，背铸“晋绥剿匪军总指挥部制”铭文。
当时，关于纪念碑上的长城字样是否恢复本来面目，还引发了争论。后来，鉴于严峻的抗日形势以及归绥地处日军兵锋所指前沿，为长久保护纪念碑考虑，故仍保留纪念碑上长城字样。
二：沦陷国土上的一碑一墓
追悼公祭后不过百天，七七事变爆发，华夏大地陷入全面抵御外辱的战火中。
1937年9月中旬，傅作义接受蒋介石、阎锡山的命令，弃绥保晋。傅作义在临走之前，又派人把烈士公园纪念塔座下的胡适碑文用刻有“精灵在兹”的石板重新进行了掩盖，以避免日军占领归绥后大肆破坏。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归绥，旋即将其改名为厚和豪特市（以前阿拉坦汗修建的三娘子城蒙古语发音为库库和屯，意思为青色的城，厚和豪特的名字由此而来，后升级为厚和特别市），直至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归绥在日军统治下八年时间，期间无论蒙疆政府的德王，还是日本占领军上下，对于归绥城内的抗日建筑自然如芒在背，不毁不快。
当时归绥城内除了长城阵亡烈士纪念碑和公墓外，还有一座九一八纪念堂。虽然1935年慑于日方压力，傅作义将其改名为公共会堂，但是随着日军战事日趋吃紧，公共会堂以及烈士公园的建筑材料先后被日伪拆下拉到前线修筑工事使用，以木结构替代原有的钢筋水泥，几番折腾下来，九一八纪念堂整体结构已遭破坏，经几场飓风暴雨，屋顶便垮了，不久已成残墙断壁。只有黑白照片里，残留的永恒回忆。
（九一八纪念堂旧影，1949年后在原址修建了归绥工人文化宫，即今天中山西路的呼和浩特工人文化宫）
位于归绥北郊的烈士公园，也难逃被损毁的厄运，烈士公园正门牌坊的左侧拱形门被毁掉，就连烈士公园内莲花池前的“伟烈丰功”碑也是斑驳伤痕。当时烈士公园的东面就是日军的兵营，据附近的老人说，日军敬畏神灵，对于成仁的将士视为英雄，视烈士祠堂为神社，故对烈士祠堂及其后埋葬的数百位忠勇将士的坟墓并未滋扰，而纪念碑得益于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筑，加之地基极深，坚固异常，因此纪念碑仅损坏了其底座砖体部分，碑体依旧巍然屹立，而被水泥覆盖的汉白玉碑文也得以幸存。
烈士公园大门口牌坊，左侧拱门已经毁坏，可见其后的纪念碑以及祠堂。
伟烈丰功碑，遍体鳞伤，其上国旗及文字尚可辨识。
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底座两侧已被损坏，隐约可见白话文纪念碑上覆盖水泥。
三：从熠熠生辉到步入落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向中美苏英等同盟国投降。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绥远省陕坝（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和绥远省临时省会），陕坝《奋斗日报》是国内第一家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电讯的媒体，当即予以刊发。
当第一声爆竹在驻满军队的小城中响起时，还有警察喊“谁耍枪走了火？”，很快街上就挤满了庆祝的人群，四面街道烟火燃放不断。
十二战区司令部内，从将军到打字员，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傅作义站在窗前，对着窗外欢呼的人群眉头紧蹙，旁边副官问及原因，傅作义淡淡答道：难打的仗还在后面……
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局部，清晰可见“中华民国地区内（东三省除外）日军及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字样。
日军投降后，绥远，雁北，察哈尔等地成为权力真空，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所部急速东进，接受平绥线沿途日军投降，恢复国民政府政权。
傅作义将军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几乎与蒋介石下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晋绥军区共同组织绥远战役，整个战役由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统一指挥。与傅作义所部争抢华北地区日军退却后的地方政权真空，此时是1945年9月11日，距离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结束仅仅两天。（4）
西安事变之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已形成国内不分党派民族的全员共识，而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由胡适、钱玄同两位新文化运动名人珠联璧合而作的白话文抗战第一碑，成了当时抗日救国抵抗外侮的象征，祭奠战死英灵的祭台，吸引了仁人志士奔赴归绥瞻仰凭吊。
1937年3月15日，烈士公园(现为公主府公园)内，纪念碑和公墓迎来它的荣光时刻，绥远各族各界在省垣烈士公园举行“绥远抗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有绥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三十五军的官兵将士、归绥市的老百姓以及中小学生一共3万多人，追悼会规模盛大隆重。
傅作义将军主持大会，国民党中央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代表赵丕廉、蒋介石的代表熊斌、宋哲元的代表邓哲熙以及何应钦、孔祥熙、商震、马占山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另外还有配合傅作义在百灵庙作战的山西骑兵师师长赵承绶，著名学者傅增湘、傅斯年等人也参加了大会。
会场设在烈士祠堂前，用席子搭有3个很大的彩棚，彩棚内挂满了挽联、锦旗，置放着许多花圈，毛泽东派南汉宸携其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烈士祠堂祭案上安放着几百个小灵牌，上面写着每位烈士的名字和生前职务。纪念塔下被遮盖的胡适撰写的碑文重见天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绥远挺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纪念”章1枚，上为内蒙名胜百灵庙图，寓意祖国的大好河山不容外敌践踏，背铸“晋绥剿匪军总指挥部制”铭文。
当时，关于纪念碑上的长城字样是否恢复本来面目，还引发了争论。后来，鉴于严峻的抗日形势以及归绥地处日军兵锋所指前沿，为长久保护纪念碑考虑，故仍保留纪念碑上长城字样。
二：沦陷国土上的一碑一墓
追悼公祭后不过百天，七七事变爆发，华夏大地陷入全面抵御外辱的战火中。
1937年9月中旬，傅作义接受蒋介石、阎锡山的命令，弃绥保晋。傅作义在临走之前，又派人把烈士公园纪念塔座下的胡适碑文用刻有“精灵在兹”的石板重新进行了掩盖，以避免日军占领归绥后大肆破坏。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归绥，旋即将其改名为厚和豪特市（以前阿拉坦汗修建的三娘子城蒙古语发音为库库和屯，意思为青色的城，厚和豪特的名字由此而来，后升级为厚和特别市），直至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归绥在日军统治下八年时间，期间无论蒙疆政府的德王，还是日本占领军上下，对于归绥城内的抗日建筑自然如芒在背，不毁不快。
当时归绥城内除了长城阵亡烈士纪念碑和公墓外，还有一座九一八纪念堂。虽然1935年慑于日方压力，傅作义将其改名为公共会堂，但是随着日军战事日趋吃紧，公共会堂以及烈士公园的建筑材料先后被日伪拆下拉到前线修筑工事使用，以木结构替代原有的钢筋水泥，几番折腾下来，九一八纪念堂整体结构已遭破坏，经几场飓风暴雨，屋顶便垮了，不久已成残墙断壁。只有黑白照片里，残留的永恒回忆。
（九一八纪念堂旧影，1949年后在原址修建了归绥工人文化宫，即今天中山西路的呼和浩特工人文化宫）
位于归绥北郊的烈士公园，也难逃被损毁的厄运，烈士公园正门牌坊的左侧拱形门被毁掉，就连烈士公园内莲花池前的“伟烈丰功”碑也是斑驳伤痕。当时烈士公园的东面就是日军的兵营，据附近的老人说，日军敬畏神灵，对于成仁的将士视为英雄，视烈士祠堂为神社，故对烈士祠堂及其后埋葬的数百位忠勇将士的坟墓并未滋扰，而纪念碑得益于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筑，加之地基极深，坚固异常，因此纪念碑仅损坏了其底座砖体部分，碑体依旧巍然屹立，而被水泥覆盖的汉白玉碑文也得以幸存。
烈士公园大门口牌坊，左侧拱门已经毁坏，可见其后的纪念碑以及祠堂。
伟烈丰功碑，遍体鳞伤，其上国旗及文字尚可辨识。
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底座两侧已被损坏，隐约可见白话文纪念碑上覆盖水泥。
三：从熠熠生辉到步入落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向中美苏英等同盟国投降。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绥远省陕坝（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和绥远省临时省会），陕坝《奋斗日报》是国内第一家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电讯的媒体，当即予以刊发。
当第一声爆竹在驻满军队的小城中响起时，还有警察喊“谁耍枪走了火？”，很快街上就挤满了庆祝的人群，四面街道烟火燃放不断。
十二战区司令部内，从将军到打字员，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傅作义站在窗前，对着窗外欢呼的人群眉头紧蹙，旁边副官问及原因，傅作义淡淡答道：难打的仗还在后面……
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局部，清晰可见“中华民国地区内（东三省除外）日军及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字样。
日军投降后，绥远，雁北，察哈尔等地成为权力真空，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所部急速东进，接受平绥线沿途日军投降，恢复国民政府政权。
傅作义将军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几乎与蒋介石下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晋绥军区共同组织绥远战役，整个战役由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统一指挥。与傅作义所部争抢华北地区日军退却后的地方政权真空，此时是1945年9月11日，距离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结束仅仅两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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