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现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道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他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道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道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孙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提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轻，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道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 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 。 我回答说， 我觉得 《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被记录在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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