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人们常说的“老三届”。上世纪1973年底，我从“下乡知青”返城进了石家庄印染厂。由于路途远，我太需要一辆自行车作交通工具了。可那时，买啥都凭票儿，何况是买一辆自行车？报到那天，经老师傅指点，去找车间工会主席申请自行车票。我兴冲冲而去，却败兴而归，工会主席告诉我排在登记申请的321位，按当时每季度一个车间发一张车票的速度，轮到我恐怕要等80年。
我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又沮丧又无奈，晚上给远在贵州、四川交界处支援铁路建设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诉说苦恼，发泄情绪。牢骚过后也没多想，每天提前1小时，开动自己的“11”号上下班。
一个多月后的晚上，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开门看竟是我的父亲。只见他身背一个大行李，手提两个大提包，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进屋打开行李一看，里面是一辆崭新自行车的散件，原来父亲为我背回来一辆自行车。我眼里含着泪花，替父亲擦去额头上的汗珠儿，急切地问父亲是怎样买到的？一定费了很大的事吧？不善言谈的父亲只回答一句：“没费多大事。”
我终于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彻底解决了上下班的交通难题，高兴的几天处于亢奋状态，母亲说我睡觉时都笑出了声儿。我也清楚地知道，父亲说的“没费多大事”绝对不会那么轻松简单，我心里明镜似的，他是不愿意说出实情增加家人的心理负担。后来，我从父亲的同事王叔那里知道了买这辆车的经过。
王叔说，你父亲接到你的来信，可以说是寝食不安，嘴里时常对同事们念叨“孩子的要求不高呀，上班了，路途远，就应该有辆自行车。”他到处打听买自行车的信息，终于听说施工现场一位民工的哥哥在家乡寨子里抓阄儿买到了一辆自行车。于是他买了两瓶“茅台”和两斤上好的点心，连夜跑了二十多里山路，找到民工的哥哥家里，死说活说了大半宿，好话不知说了多少，最后在收下礼物的前提下，交付原车款后再多付30元和再给100斤全国粮票为条件，换回了这辆“永久”牌自行车。要知道，30元是他半个月的工资；100斤粮票是他两个多月的口粮啊！我真的难以想象，他是怎么从自己的生活里抠出来的。
紧接着，父亲申请提前休探亲假。他怕铁路托运时间长了出意外，索性就把自行车拆散，打成行李卷儿，小件儿装提包，硬是随身背了回来。
这辆自行车伴随我风风雨雨十几年，我从这辆车上体会了无言但是炽烈的父爱，每当想起这些都催我奋进，促我前行，给予我信心·勇气和力量。尽管我后来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换了好几辆自行车，后来又了自己的汽车。但这辆自行车一直舍不得处理。
因为这辆自行车凝结的是深重如山的父爱，让我今生今世怎能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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