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是一个中立国,但它的宗旨是”武装中立”,所以宪法规定实行义务兵役制。
义务兵役制规定，男性公民的服役年龄从20岁到50岁（女性公民可以根据自愿在妇女辅助兵处服役）。共分为三级，20-32岁为“精锐军”，被编入师。33-42岁为“卫国军”，主要在边防和要塞等加强旅。43-50岁为“国民军”，编在各地方部队。
男性公民从20岁开始首次服役，为时17周，受各种训练后正式编入联队。以后每年必须进行为期三周的军事训练。属于卫国军的10年中必须有3年每年进行一次为期两周的补充训练，而43岁以上则8年内只有一次为期两周的训练。服役的瑞士公民可以把他在军队中的枪枝弹药和防毒面具等带回家中由个人保管。服役年龄的瑞士公民，在接到通知时必须按时去报到进行军事训练。我认识的一个巴塞尔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那天忘了按时去报到，幸而骑车出去时正巧摔伤了腿，由医生开了证明才免于关禁闭。在我回国的飞机上，邻座有一个参加旅游团来中国的瑞士青年，和我大谈宗教问题，他加入了一个既非天主教也非基督教的不知什么宗教团体。他说因这个团体的宗旨是反对战争，所以他拒绝服兵役，已准备好回瑞士就去坐牢。
在这个“全民皆兵”的制度下，瑞士在平时仅保持一支三千人的常备军。而一旦有情况，在48小时内即可调集到拥有60多万人的经过良好训练的部队。基于它全面防御的战略，在汝拉山区长达80公里的山洞内设有庞大的军火仓库，储藏着大量的军用燃料和物资。在通往意大利的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隧道——圣哥大隧道里，据说都有军事设施。我乘车经过这条长达17公里的隧道时，只见两侧隔不多远就有一道道小铁门，可能这些小门里就隐藏着军事秘密吧。此外，瑞士还建成了每一个居民都有一个位置的地下掩体，包括医院和救护站、通讯联络、发电和生活设施等。这就是瑞士这样一个小小“中立国”的全面防御战略。
瑞士有个“天津二姑娘”
“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我也是天津人，咱们是老乡啊！”当我在瑞士一家中国餐馆里遇到她，有人向她介绍我是刚从天津来的时候，她便用带有浓重天津味儿的中国话唱起这首天津儿歌。
她叫雷娜塔，是瑞中友协巴塞尔分会的理事。
9月的一天，她开车请我到一个名叫玛瑙的岛上去度周末。这个小岛位于德国境内的博登湖中，是瑞典国王弟弟的私产。每年春、夏、秋三个季度对外开放，收8个马克的门票，供人游览。到了冬天，岛主人便从瑞典来岛上避寒。
我们选了一片临湖的草地，坐下野餐。她吃着我带去的春卷和茶鸡蛋，喝着我用热水瓶沏的龙井茶，慢慢地给我讲起了她的身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的父亲在瑞士找不到工作，便前往尚未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去谋出路。在那里他对荷兰的殖民统治很不满，便去了中国天津。我就是在天津出生的。我上边还有一个姐姐，雇来照看我们的赵奶奶就管我叫‘二姑娘’。她常教我们说天津儿歌，我记得还有什么‘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嚷着要媳妇儿……”
“我喜欢中国，也喜欢中国人，他们淳朴、善良。我在中国度过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是到了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平津，中国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们虽然生活在租界里，但也目睹了日本人残酷迫害中国人的情景，有些事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已21岁。我父亲坚决要我回瑞士进大学，我只得听从他的话回到我从未到过的祖国。“
“到了巴塞尔不久，我便住进了学生宿舍。但是，同学们的思想方法、生活习惯等让我觉得与她们格格不入，她们讲的土德语听来是那么不入耳．我成了一个身处故乡的‘异乡人’。”
“我日夜思念中国和在中国的亲人，一再给父亲写信要求回中国去，但是他坚决不同意，并以通知银行停止支付我任何费用来吓唬我，我只得在瑞士待了下来。”
“我的父亲在天津解放后还在天津大学教书，直到1956年我母亲病重才回到瑞士。”
“近几年来我曾几次去中国，看到中国的变化太大了。在天津，当我看到我出生和度过20年岁月的故居已被改建成一所公寓楼时，竟痛哭了一场！”
“以后我还要回天津，去过一段和一般中国人一样的生活，吃煎饼果子、炸酱面，还有贴饽饽熬小鱼…”
义务兵役制规定，男性公民的服役年龄从20岁到50岁（女性公民可以根据自愿在妇女辅助兵处服役）。共分为三级，20-32岁为“精锐军”，被编入师。33-42岁为“卫国军”，主要在边防和要塞等加强旅。43-50岁为“国民军”，编在各地方部队。
男性公民从20岁开始首次服役，为时17周，受各种训练后正式编入联队。以后每年必须进行为期三周的军事训练。属于卫国军的10年中必须有3年每年进行一次为期两周的补充训练，而43岁以上则8年内只有一次为期两周的训练。服役的瑞士公民可以把他在军队中的枪枝弹药和防毒面具等带回家中由个人保管。服役年龄的瑞士公民，在接到通知时必须按时去报到进行军事训练。我认识的一个巴塞尔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那天忘了按时去报到，幸而骑车出去时正巧摔伤了腿，由医生开了证明才免于关禁闭。在我回国的飞机上，邻座有一个参加旅游团来中国的瑞士青年，和我大谈宗教问题，他加入了一个既非天主教也非基督教的不知什么宗教团体。他说因这个团体的宗旨是反对战争，所以他拒绝服兵役，已准备好回瑞士就去坐牢。
在这个“全民皆兵”的制度下，瑞士在平时仅保持一支三千人的常备军。而一旦有情况，在48小时内即可调集到拥有60多万人的经过良好训练的部队。基于它全面防御的战略，在汝拉山区长达80公里的山洞内设有庞大的军火仓库，储藏着大量的军用燃料和物资。在通往意大利的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隧道——圣哥大隧道里，据说都有军事设施。我乘车经过这条长达17公里的隧道时，只见两侧隔不多远就有一道道小铁门，可能这些小门里就隐藏着军事秘密吧。此外，瑞士还建成了每一个居民都有一个位置的地下掩体，包括医院和救护站、通讯联络、发电和生活设施等。这就是瑞士这样一个小小“中立国”的全面防御战略。
瑞士有个“天津二姑娘”
“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我也是天津人，咱们是老乡啊！”当我在瑞士一家中国餐馆里遇到她，有人向她介绍我是刚从天津来的时候，她便用带有浓重天津味儿的中国话唱起这首天津儿歌。
她叫雷娜塔，是瑞中友协巴塞尔分会的理事。
9月的一天，她开车请我到一个名叫玛瑙的岛上去度周末。这个小岛位于德国境内的博登湖中，是瑞典国王弟弟的私产。每年春、夏、秋三个季度对外开放，收8个马克的门票，供人游览。到了冬天，岛主人便从瑞典来岛上避寒。
我们选了一片临湖的草地，坐下野餐。她吃着我带去的春卷和茶鸡蛋，喝着我用热水瓶沏的龙井茶，慢慢地给我讲起了她的身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的父亲在瑞士找不到工作，便前往尚未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去谋出路。在那里他对荷兰的殖民统治很不满，便去了中国天津。我就是在天津出生的。我上边还有一个姐姐，雇来照看我们的赵奶奶就管我叫‘二姑娘’。她常教我们说天津儿歌，我记得还有什么‘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嚷着要媳妇儿……”
“我喜欢中国，也喜欢中国人，他们淳朴、善良。我在中国度过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是到了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平津，中国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们虽然生活在租界里，但也目睹了日本人残酷迫害中国人的情景，有些事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已21岁。我父亲坚决要我回瑞士进大学，我只得听从他的话回到我从未到过的祖国。“
“到了巴塞尔不久，我便住进了学生宿舍。但是，同学们的思想方法、生活习惯等让我觉得与她们格格不入，她们讲的土德语听来是那么不入耳．我成了一个身处故乡的‘异乡人’。”
“我日夜思念中国和在中国的亲人，一再给父亲写信要求回中国去，但是他坚决不同意，并以通知银行停止支付我任何费用来吓唬我，我只得在瑞士待了下来。”
“我的父亲在天津解放后还在天津大学教书，直到1956年我母亲病重才回到瑞士。”
“近几年来我曾几次去中国，看到中国的变化太大了。在天津，当我看到我出生和度过20年岁月的故居已被改建成一所公寓楼时，竟痛哭了一场！”
“以后我还要回天津，去过一段和一般中国人一样的生活，吃煎饼果子、炸酱面，还有贴饽饽熬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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