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一九二0年出生在彩衣街老宅，直到三七年逃难才离乡。小时候，我并不觉得家乡有甚么好。一道破破烂烂的城墙，一条条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街道，弯弯曲曲的一人巷，堆满街头巷尾的垃圾，有甚么好？甚么「三分明月二分在扬州」，甚么「烟花三月下扬州」，甚么「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仿佛都是无稽之谈。
芦沟桥炮声一响，几个月后日寇兵临城下，我上过五年半的扬州中学宣布解散，全体师生齐集树人堂，合唱《松花江上》，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全场泣不成声。会后，大家纷纷离校，我也加入了流亡学生的队伍。谁料到，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就从此漂泊天涯。十几年当中，跑过不少中外名城，我反而日益怀念我那「一无是处」的故乡了。
一九五一年夏天，我从芝加哥大学兼程回国，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游子还乡，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为人民服务了。我把寡母从扬州接到北京同住，暂时就不急于还乡。谁料到，一入彀中，一切便都身不由己。先是我中了「阳谋」暗算，发配北大荒，老母和妻子儿女被赶到合肥。及至「文革」十年浩劫，红卫兵勒令我的老母离城，这时我已身为「牛鬼」，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人家在离家十五年之后又孤身还乡。
一九六八年二月，接到堂弟从扬州发来的电报，得知老母病逝。我立即请假去奔丧。经过一昼夜车船的折腾，我这个游子终于踏上了阔别卅一年的故土。我多想喊一声﹕「故乡，你的游子回来啦！」可是故乡变化不小，乍一看几乎面目全非。那熟悉的城墙不见了，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见了，我的脚下是一条板着干部面孔的水泥大街，两旁排列着千篇一律的两、三层的水泥楼房，要多丑有多丑。而我呢，「尘满面，鬓如霜」，形同陌路。我问了几次路才找到家门，两扇黑漆大门变成了一扇寒碜的小门。进们后才知道经过房改，原来巫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经住上好几家了。听堂弟妹们说，老人家是因为缺医少药，糖尿病加剧致死。灵停在一间黑屋子里，老人家在那里面度过最后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棺材是用两扇旧门板打的。
第二天一早，我跟在一辆平板车后面，把灵柩送往城郊去入土为安。一路上，我回想她的一生，从小是孤儿，在叔父家长到三十多岁，被嫁给我父亲当填房接管六个未成年的儿女。父亲赋闲，家里靠典当过日子，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们拉扯大了，还不让失学，谈何容易！后来，她一人寡居十年，直到我回国把她接到北京同住，满心以为从此可以欢度晚年了。无奈十七年来，老人家受我株连，没过上几年好日子，最后还赶上「文革」苦海无边，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脱。
多年来，虽然说不上为扬州魂牵梦绕，我还是常常惦着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一行。怎么也没料到，「三十一年还旧国，」竟是在腥风血雨中来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死者好歹安息了，活下来的，磨难还没尽头哩。当年那些恐惧和梦想，它们曾驱使我在腥风血雨中背井离乡，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如今，梦想早已破碎，恐惧却牢牢地织入生活的经纬。游子还乡仿佛是一场醒不了的噩梦中的插曲。
安葬后第二天，弟妹们忙于「闹革命」，我独自到大街小巷去走走，看看故乡似曾相识的面貌，听听久已生疏的乡音。彩衣街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我小时从来没听说过，现在也无心去打听。只觉得这彩色斑烂的名字，对两旁贴满大字报的长街，真是绝妙的讽刺。我想起当年那些摆摊子的手艺人，或是用面团，或是用梨膏糖，作成形形色色的神仙人物，孙悟空啦、猪八戒啦、哪咤啦、托塔李天王啦，一个个神采飞扬，五色缤纷。那些彩衣神仙曾为我孤寂的童年添过多少生趣，画过多少好梦！
一个过路的胖男骇好奇地睁着大眼睛朝我看，我便问他还有没有做面人儿和糖人儿的，他笑呵呵地说﹕「一听就晓得叔叔是外地来的。扫四旧早就把他们扫光了。」
我说﹕「你不觉得可惜吗？」
胖孩子说﹕「那有甚么法子！文化大革命嘛！」
我说﹕「你说得对。你的扬州话说得真好听。」
他说﹕「扬州人不说扬州话说甚么？」
我笑着用扬州口音说﹕「我也会说扬州话。」
小胖子又乐呵呵地说﹕「叔叔说的又不像。」
我突然感到失落了，我多么羡慕那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的诗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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