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斯各脱‧费滋杰罗（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一八九六年 — 一九四零年)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创作生涯充其量不过二十年，但他却留下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一位十分杰出的美国小说家。 我对费滋杰罗和他的作品并无研究，可是我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却有过一段阴差阳错的「因缘」。
一九五一年夏，我应北京燕京大学之聘，从芝加哥大学回国任教。行李里除了几件旧衣服，一架手提打字机，主要都是从读大学到研究院积累下来的几百本英文书刊。八月中到校，九月一日上课，我教的是英语专业四年级两门课。班上有些学生对我这个不远万里从「美帝」来归的青年教授感到好奇，不时来串门儿聊天儿，也有借书看的。我生就一张没遮拦的大嘴巴，聊起天儿来，天南地北，文学、政治，无所不谈。至于借书，学生肯读我就高兴，想看甚么自己到书架上去挑选，连招呼也不用打。
十二月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在全国高等学府锣鼓开场了。运动一打响，全校停课，中共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斗争矛头先指向校长、院长、系主任，然后是各系教授、副教授，人人当众作「自我批评」，还要接受学生批判，搞「人人过关」。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系主任和几位老教授当着全系师生作检讨，个个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痛哭流涕，仿佛犯了甚么滔天大罪。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伸头仔细一看，书的封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袖珍本The_Great_Gatsby，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的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费滋杰罗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
我的「思想改造」有如逆水行舟，外部压力越大，我越要求独立思考，终于中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阳谋」的暗算，打入了另册，从此多年与西方文学绝缘。妻子受株连，颠沛流离，不管有多艰难困苦，也不忍心把我那几箱旧书当废纸卖掉。「文革」浩劫临头，全家流放安徽农村，书遭了涝灾。天一放晴，我俩把纸板箱一个一个打开，把书摊在茅屋门口晾晒，发现那本破旧的The Great Gatsby虽久经患难，却有点不服老的神态。
「文革」过后，我重返北京任教，时隔不久，忽然接到《世界文学》月刊编辑来信，要我尽快将The Great Gatsby译成中文。简直不可思议！「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么偏偏会找到我来翻译这本「下流坏书」？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费滋杰罗显灵，责成我为他「平反」，还他一个公道？思前想后，我虽自感译笔粗拙，难以重现他那优美的风格，却又也无法回避这道义的召唤。
十年以后，我用英文写了一本回忆录，自然把这段公案写了进去。书于九三年在美国出版后，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位是曾在纽约百老汇舞台和好莱坞银幕上活跃过的女明星，她在来信中特别提到这个情节，接着写道﹕
我认识他。三十年代期间，我是个演员，住在好莱坞一家名叫「真主花园」的旅馆， 许多来做短期工作的作家和演员住在那儿。斯各脱‧费滋杰罗那副愁苦的面容是我平生所仅见。他那悲惨的处境刻划在他脸上，流露在他声音里。我是在餐厅里结识他的。那天我一个人正在看雷格蒙的小说《农民》，有个人在我身旁弯下身子说﹕「你干么要看这本波兰式的《乱世佳人》？我回答说﹕因为是我的朋友纳特‧福柏推荐的，我也非常爱看。」他听了嗤地一笑，又摇摇头，仿佛我无可救药了。我问他﹕「那你推荐甚么呢？」他说﹕「哦，最优秀的作家斯各脱‧费滋杰罗的任何东西。」
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仿佛《盖茨比》的作者又一次显灵，可惜「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只能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了。
但是，故事并没到此为止。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有一座圣玛利天主教堂，离我们在维州的住处不远，这座小教堂建于一八一七年，建筑古朴庄严。每逢主日，一位中国神父在那里为华人教友做弥撒。去年八月二十日上午，我陪妻子去那里望主日弥撒。我送妻子进堂以后，独自出来在阳光下漫步，心旷神怡。不知不觉间，逛入了教堂边上的墓园，心里默颂起英国诗人格雷的《墓园挽歌》，又感到无端的惆怅，神思恍惚。突如其来地，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一块墓碑前面冒了出来，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谁？」定神一看，原来是一位衣着整齐的中年白人男子，我舒了一口气。他没理会我的问题，却指着墓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低头一看，毫无雕饰的石碑上刻着﹕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September 24,1896 —December 21, 1940
Zelda Sayre
July 24,1900 — March 10, 1948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奇缘！四十四年前，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和我一道蒙冤受难。今天，我无意之中竟然又有幸在万里他乡邂逅他的阴灵。这是一片很不起眼的墓地，费氏家族的几座墓占了其中一小块地方，没有树木，没有花草。这里既没有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墓地的庄严肃穆，也没有米兰大教堂的瑰丽堂皇。想当初，一个不甘寂寞的金发少年，梦想凭自己的锦绣才华，营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地上天堂，享尽人间赏心乐事。曾几何时，贫病交迫，梦碎酒醒，他身不由己来到这个角落安息，和他的红粉佳人分享一抔黄土和永恒的寂寞。墓园几步之外就是一条大路，日日夜夜奔驰着川流不息的车辆，万万千千的匆匆过客中有几人曾在这里「解鞍稍驻征程」，低徊凭吊一下这位「美国梦」的化身和「爵士乐时代」的史诗大师？也罢，永远摆脱了名缰利锁，超越了生与死的魔难，费滋杰罗有福了，他将以他的不朽诗篇彪炳千秋。时已正午，弥撒完了，妻子走出教堂，看到我在墓地踯躅，远远地喊道﹕「你不怕中暑吗？」我指着墓碑说﹕「又踫上老朋友啦。」她感到诧异，走到墓碑跟前一看，笑着说﹕「这大概可说是阴魂不散吧。我望了一台弥撒，你竟然又有一次『幽会』。明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咱们带一束鲜花，来安慰他的英灵吧。」我又指着墓碑前地面上一块碑石，上面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后一句﹕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一九五一年夏，我应北京燕京大学之聘，从芝加哥大学回国任教。行李里除了几件旧衣服，一架手提打字机，主要都是从读大学到研究院积累下来的几百本英文书刊。八月中到校，九月一日上课，我教的是英语专业四年级两门课。班上有些学生对我这个不远万里从「美帝」来归的青年教授感到好奇，不时来串门儿聊天儿，也有借书看的。我生就一张没遮拦的大嘴巴，聊起天儿来，天南地北，文学、政治，无所不谈。至于借书，学生肯读我就高兴，想看甚么自己到书架上去挑选，连招呼也不用打。
十二月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在全国高等学府锣鼓开场了。运动一打响，全校停课，中共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斗争矛头先指向校长、院长、系主任，然后是各系教授、副教授，人人当众作「自我批评」，还要接受学生批判，搞「人人过关」。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系主任和几位老教授当着全系师生作检讨，个个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痛哭流涕，仿佛犯了甚么滔天大罪。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伸头仔细一看，书的封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袖珍本The_Great_Gatsby，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的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费滋杰罗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
我的「思想改造」有如逆水行舟，外部压力越大，我越要求独立思考，终于中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阳谋」的暗算，打入了另册，从此多年与西方文学绝缘。妻子受株连，颠沛流离，不管有多艰难困苦，也不忍心把我那几箱旧书当废纸卖掉。「文革」浩劫临头，全家流放安徽农村，书遭了涝灾。天一放晴，我俩把纸板箱一个一个打开，把书摊在茅屋门口晾晒，发现那本破旧的The Great Gatsby虽久经患难，却有点不服老的神态。
「文革」过后，我重返北京任教，时隔不久，忽然接到《世界文学》月刊编辑来信，要我尽快将The Great Gatsby译成中文。简直不可思议！「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么偏偏会找到我来翻译这本「下流坏书」？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费滋杰罗显灵，责成我为他「平反」，还他一个公道？思前想后，我虽自感译笔粗拙，难以重现他那优美的风格，却又也无法回避这道义的召唤。
十年以后，我用英文写了一本回忆录，自然把这段公案写了进去。书于九三年在美国出版后，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位是曾在纽约百老汇舞台和好莱坞银幕上活跃过的女明星，她在来信中特别提到这个情节，接着写道﹕
我认识他。三十年代期间，我是个演员，住在好莱坞一家名叫「真主花园」的旅馆， 许多来做短期工作的作家和演员住在那儿。斯各脱‧费滋杰罗那副愁苦的面容是我平生所仅见。他那悲惨的处境刻划在他脸上，流露在他声音里。我是在餐厅里结识他的。那天我一个人正在看雷格蒙的小说《农民》，有个人在我身旁弯下身子说﹕「你干么要看这本波兰式的《乱世佳人》？我回答说﹕因为是我的朋友纳特‧福柏推荐的，我也非常爱看。」他听了嗤地一笑，又摇摇头，仿佛我无可救药了。我问他﹕「那你推荐甚么呢？」他说﹕「哦，最优秀的作家斯各脱‧费滋杰罗的任何东西。」
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仿佛《盖茨比》的作者又一次显灵，可惜「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只能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了。
但是，故事并没到此为止。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有一座圣玛利天主教堂，离我们在维州的住处不远，这座小教堂建于一八一七年，建筑古朴庄严。每逢主日，一位中国神父在那里为华人教友做弥撒。去年八月二十日上午，我陪妻子去那里望主日弥撒。我送妻子进堂以后，独自出来在阳光下漫步，心旷神怡。不知不觉间，逛入了教堂边上的墓园，心里默颂起英国诗人格雷的《墓园挽歌》，又感到无端的惆怅，神思恍惚。突如其来地，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一块墓碑前面冒了出来，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谁？」定神一看，原来是一位衣着整齐的中年白人男子，我舒了一口气。他没理会我的问题，却指着墓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低头一看，毫无雕饰的石碑上刻着﹕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September 24,1896 —December 21, 1940
Zelda Sayre
July 24,1900 — March 10, 1948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奇缘！四十四年前，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和我一道蒙冤受难。今天，我无意之中竟然又有幸在万里他乡邂逅他的阴灵。这是一片很不起眼的墓地，费氏家族的几座墓占了其中一小块地方，没有树木，没有花草。这里既没有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墓地的庄严肃穆，也没有米兰大教堂的瑰丽堂皇。想当初，一个不甘寂寞的金发少年，梦想凭自己的锦绣才华，营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地上天堂，享尽人间赏心乐事。曾几何时，贫病交迫，梦碎酒醒，他身不由己来到这个角落安息，和他的红粉佳人分享一抔黄土和永恒的寂寞。墓园几步之外就是一条大路，日日夜夜奔驰着川流不息的车辆，万万千千的匆匆过客中有几人曾在这里「解鞍稍驻征程」，低徊凭吊一下这位「美国梦」的化身和「爵士乐时代」的史诗大师？也罢，永远摆脱了名缰利锁，超越了生与死的魔难，费滋杰罗有福了，他将以他的不朽诗篇彪炳千秋。时已正午，弥撒完了，妻子走出教堂，看到我在墓地踯躅，远远地喊道﹕「你不怕中暑吗？」我指着墓碑说﹕「又踫上老朋友啦。」她感到诧异，走到墓碑跟前一看，笑着说﹕「这大概可说是阴魂不散吧。我望了一台弥撒，你竟然又有一次『幽会』。明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咱们带一束鲜花，来安慰他的英灵吧。」我又指着墓碑前地面上一块碑石，上面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后一句﹕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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