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表演艺术的鼎盛时期应该是解放后到“文革”前这十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1962年夏秋之交，父亲在天津电视台为周恩来总理表演《水浒传》里“狮子楼”一段。当时颇为轰动。时隔不久，市文化局颁发给父亲一个奖状。上面写了两行字：“繁荣艺术事业，为工农兵服务”。父亲把奖状挂在书房墙上，一连几日抚拭不停，而且总是热泪盈眶。我想：父亲一定是百感交集。
随后的几年里，父亲经常为国家领导人和省、市领导演出节目。有一次，父亲演出后回到家里，一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兴奋地对我们说：“今天是陈云副总理来观看演出。散场后，陈副总理到后台看望我们。跟我握手时不住地说’辛苦了！辛苦了！’国家的副总理来给我们道辛苦把我们演员的地位抬得多高啊！娄副市长亲自端来一杯热茶，我当时只是一个劲儿点头，反而不会说话了。”
从此以后，父亲更加勤奋地工作，倍加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一切荣誉。只要是党的号召，他都积极响应。六十年代初，为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父亲把家里的金、银、铜饰器都捐了出去。其中包括我周岁时干妈赠送的银碗、银筷、银项圈等。后来，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我们还调侃父亲说：“可惜我那些饰品了，让您喂了白眼狼了。”父亲只是淡然一笑。
父亲的表演卓有成就，在曲艺团里主抓业务。当时的行政级别为17级，并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文革”前，父亲连续几届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院陪审员。文革前的那几年父亲每年盛夏时节都去北戴河疗养度假，这是市级劳模的特殊待遇。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在北戴河的消夏晚会上同台演出，其乐融融。用各种形式表达内心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
父亲在正常演出之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除了每年人大、政协会议外，还会应邀到中、小学讲些革命故事。讲《红岩》、《雷锋》、《欧阳海之歌》等等。虽然父亲有了社会地位和艺术成就，但他一直很低调。从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与当年小有名气的书评人有过多交往。别人都说父亲比较傲慢，其实从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便知端倪。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然而这句话被父亲引伸为：“人往高处走，高处不胜寒；水往低处流，低处纳百川。”父亲说：“人要守住自己的本分，许多事可遇而不可求，做人不可过分张扬。”
虚心不改岁寒意 为有清风是故人
1965年末，距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近半年的时间，文化系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父亲被定为“漏网右派”、“反动艺术权威”，停止了演出活动和一切待遇，被迫离开舞台长达14年。舞台是承载了父亲无数荣誉和辉煌的地方，离开舞台他内心的痛苦、煎熬和诸多无奈，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的。那个年代，带上一顶“反动”的帽子就是被打入了另册，你的言行已被限制了。“文革”开始后，父亲更加增添了许多困惑。1966年的冬天，父亲独自一人悄悄地去了北京。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父亲把自己的境遇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想法一古脑地讲了出来。周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对父亲说：“老先生，我相信您没有问题。否则，您连火车都上不了，说明您并没有被监控。借这段时间好好休养一阵，您放心吧！党不会忘记您，周总理也不会忘记您。”父亲回津后，心里踏实了许多。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云开天朗的那一天。
1970年前后发生的一件事对父亲的触动很大。柬埔寨王国的西哈努克亲王患有糖尿病，他来中国之前，他的法国主治医生为他介绍了自己的同学——中国的泌尿科权威朱宪彝教授，说只有朱教授可以医好他的病。北京方面打听到朱宪彝大夫在天津市医大总院工作，“文革”开始后被关进了“牛棚”。 西哈努克亲王一行人赶到天津，从“牛棚”里接出了朱大夫，结束了朱大夫不可预期的“牛棚”生活，也摘掉了“反动医学权威”的帽子。父亲从中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他对我说：“你看现在是铺天盖地的样板戏，或许哪一天，哪位领导想听评书了，也会派人到天津来找我。但这种事可遇而不可求。总有一天，评书还是会有人听的。”这一等就是九年。
1976年1月9日清晨，上早班的弟弟听到街坊家广播里传来的哀乐声和讣告，轻声唤醒尚在熟睡的父亲：“周总理逝世了。”父亲急忙起身打开收音机，一遍一遍听着播音员读的中央治丧委员会发出的讣告。只见他老泪纵横。父亲在书房坐了一整天，连口水都没有喝。我知道他的心思，他怕的是希望会变成失望，最后是绝望。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抚慰父亲那被岁月揉搓得满是褶皱的心。
父亲离开舞台十多年，却一直没有离开人们的关注。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各种传闻真假难辩。记得那是1972年春节过后的一个下午，赵佩茹师叔悄悄推开我家院门，见我家的窗帘都是花色的，才敲了父亲的房门。当时我正回津省亲，师叔进屋后轻声问候午睡刚醒的父亲：“九哥，您还好吧？”父亲拉着师叔的手：“好！好！我挺好！”兄弟二人泪眼相对，哽咽不语，我也止不住潸然泪下。原来，师叔听人传言说父亲病重已卧床不起，还有人干脆说父亲在春节前已经死了。师叔和父亲是结盟兄弟，且交情笃厚。如果父亲真有意外，我家不可能不通知师叔。但师叔仍是放心不下，所以悄悄来看看。师叔说：如果一进门看见我家的窗帘换成白色的，他会大声哭着进来的。赵佩茹师叔是京津两地很有名气的相声演员，与侯宝林大师关系莫逆，是海政文工团常贵田的师父。由于在“文革”中身体倍受摧残，没能活到“平反”的那一天，含冤离世了。
1979年4月，从四川讲学返京途经天津的中央文化部著名教育家王朝闻先生点名要听评书。4月9日晚上，市文化局在天津电影厂的小礼堂安排了评书专场。父亲表演的是《水浒传》中的“林冲棒打洪教头”，和父亲同台演出的还有师叔姜存瑞表演的《三国》——“温酒斩华雄”和刘立福师兄表演的《聊斋》——“瑞云”。这是父亲离开舞台14年后的第一次演出，接到通知后他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那天下午，父亲等着文化局的车来接，我帮他做演出的准备。表演评书的道具很简单：一条白手绢，一把折扇和一块醒木，又叫“惊堂木”。只见父亲不时地捋起袖口看手表，就像待命出征的战士一样。从那以后，父亲逐渐恢复了演出活动，并且在时任天津市文化局长白桦的关照下恢复了应有的待遇。（二）
随后的几年里，父亲经常为国家领导人和省、市领导演出节目。有一次，父亲演出后回到家里，一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兴奋地对我们说：“今天是陈云副总理来观看演出。散场后，陈副总理到后台看望我们。跟我握手时不住地说’辛苦了！辛苦了！’国家的副总理来给我们道辛苦把我们演员的地位抬得多高啊！娄副市长亲自端来一杯热茶，我当时只是一个劲儿点头，反而不会说话了。”
从此以后，父亲更加勤奋地工作，倍加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一切荣誉。只要是党的号召，他都积极响应。六十年代初，为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父亲把家里的金、银、铜饰器都捐了出去。其中包括我周岁时干妈赠送的银碗、银筷、银项圈等。后来，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我们还调侃父亲说：“可惜我那些饰品了，让您喂了白眼狼了。”父亲只是淡然一笑。
父亲的表演卓有成就，在曲艺团里主抓业务。当时的行政级别为17级，并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文革”前，父亲连续几届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院陪审员。文革前的那几年父亲每年盛夏时节都去北戴河疗养度假，这是市级劳模的特殊待遇。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在北戴河的消夏晚会上同台演出，其乐融融。用各种形式表达内心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
父亲在正常演出之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除了每年人大、政协会议外，还会应邀到中、小学讲些革命故事。讲《红岩》、《雷锋》、《欧阳海之歌》等等。虽然父亲有了社会地位和艺术成就，但他一直很低调。从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与当年小有名气的书评人有过多交往。别人都说父亲比较傲慢，其实从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便知端倪。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然而这句话被父亲引伸为：“人往高处走，高处不胜寒；水往低处流，低处纳百川。”父亲说：“人要守住自己的本分，许多事可遇而不可求，做人不可过分张扬。”
虚心不改岁寒意 为有清风是故人
1965年末，距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近半年的时间，文化系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父亲被定为“漏网右派”、“反动艺术权威”，停止了演出活动和一切待遇，被迫离开舞台长达14年。舞台是承载了父亲无数荣誉和辉煌的地方，离开舞台他内心的痛苦、煎熬和诸多无奈，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的。那个年代，带上一顶“反动”的帽子就是被打入了另册，你的言行已被限制了。“文革”开始后，父亲更加增添了许多困惑。1966年的冬天，父亲独自一人悄悄地去了北京。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父亲把自己的境遇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想法一古脑地讲了出来。周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对父亲说：“老先生，我相信您没有问题。否则，您连火车都上不了，说明您并没有被监控。借这段时间好好休养一阵，您放心吧！党不会忘记您，周总理也不会忘记您。”父亲回津后，心里踏实了许多。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云开天朗的那一天。
1970年前后发生的一件事对父亲的触动很大。柬埔寨王国的西哈努克亲王患有糖尿病，他来中国之前，他的法国主治医生为他介绍了自己的同学——中国的泌尿科权威朱宪彝教授，说只有朱教授可以医好他的病。北京方面打听到朱宪彝大夫在天津市医大总院工作，“文革”开始后被关进了“牛棚”。 西哈努克亲王一行人赶到天津，从“牛棚”里接出了朱大夫，结束了朱大夫不可预期的“牛棚”生活，也摘掉了“反动医学权威”的帽子。父亲从中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他对我说：“你看现在是铺天盖地的样板戏，或许哪一天，哪位领导想听评书了，也会派人到天津来找我。但这种事可遇而不可求。总有一天，评书还是会有人听的。”这一等就是九年。
1976年1月9日清晨，上早班的弟弟听到街坊家广播里传来的哀乐声和讣告，轻声唤醒尚在熟睡的父亲：“周总理逝世了。”父亲急忙起身打开收音机，一遍一遍听着播音员读的中央治丧委员会发出的讣告。只见他老泪纵横。父亲在书房坐了一整天，连口水都没有喝。我知道他的心思，他怕的是希望会变成失望，最后是绝望。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抚慰父亲那被岁月揉搓得满是褶皱的心。
父亲离开舞台十多年，却一直没有离开人们的关注。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各种传闻真假难辩。记得那是1972年春节过后的一个下午，赵佩茹师叔悄悄推开我家院门，见我家的窗帘都是花色的，才敲了父亲的房门。当时我正回津省亲，师叔进屋后轻声问候午睡刚醒的父亲：“九哥，您还好吧？”父亲拉着师叔的手：“好！好！我挺好！”兄弟二人泪眼相对，哽咽不语，我也止不住潸然泪下。原来，师叔听人传言说父亲病重已卧床不起，还有人干脆说父亲在春节前已经死了。师叔和父亲是结盟兄弟，且交情笃厚。如果父亲真有意外，我家不可能不通知师叔。但师叔仍是放心不下，所以悄悄来看看。师叔说：如果一进门看见我家的窗帘换成白色的，他会大声哭着进来的。赵佩茹师叔是京津两地很有名气的相声演员，与侯宝林大师关系莫逆，是海政文工团常贵田的师父。由于在“文革”中身体倍受摧残，没能活到“平反”的那一天，含冤离世了。
1979年4月，从四川讲学返京途经天津的中央文化部著名教育家王朝闻先生点名要听评书。4月9日晚上，市文化局在天津电影厂的小礼堂安排了评书专场。父亲表演的是《水浒传》中的“林冲棒打洪教头”，和父亲同台演出的还有师叔姜存瑞表演的《三国》——“温酒斩华雄”和刘立福师兄表演的《聊斋》——“瑞云”。这是父亲离开舞台14年后的第一次演出，接到通知后他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那天下午，父亲等着文化局的车来接，我帮他做演出的准备。表演评书的道具很简单：一条白手绢，一把折扇和一块醒木，又叫“惊堂木”。只见父亲不时地捋起袖口看手表，就像待命出征的战士一样。从那以后，父亲逐渐恢复了演出活动，并且在时任天津市文化局长白桦的关照下恢复了应有的待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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