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百姓不知道曾纪泽也罢，可是治国办外交而不知曾纪泽，就有些对不住这位一百年前的国家功臣了。没有曾纪泽出色的对俄交涉，中国版图的雄鸡尾部，就可能有一枚宽约一百公里、长两百多公里的沙俄毒刺，插在伊犁和阿克苏之间，将新疆南北分割，首尾难顾，永不安宁。
除却文革中被批倒批臭，曾国藩如今再次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实几十年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便是国共两党领袖最推崇景仰的人物。青年毛泽东也不能免俗，甚至连字“润之”也取自胡林翼(润芝)。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服的应该是曾国藩的道德文章治兵方略。
曾纪泽(1839-1890)
曾纪泽(劼刚)为曾国藩长子。曾国藩以诗礼传家，子弟半耕半读，体验艰辛。纪泽的爱好极为广泛，经学乐律天文地理数学物理，无不兼顾，独不擅科举八股，虽为“同光中兴”的第一名臣之后，却三次科场不售。这在所谓“腐朽没落”的封建时代是件稀松平常之事。
曾纪泽书法扇面
纪泽向乃父提出退出科场，曾国藩欣然赞同。纪泽的诗书画水准俱在其父之上，且乐此不疲，晚年在京城，王公大臣求墨宝者不绝于门。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与之酬唱往来，光绪皇帝也曾向他索画。遗著有《曾惠敏公遗集》。名臣之后，世袭罔替的一等侯爵，纪泽本可以优游山林，享受人生。但纪泽志不在此。其父亦赞他“天分甚高，胸襟颇广”。绝意科举后，纪泽专心研究外交和国际政治，投身外交事务，并以32岁“高龄”延聘外教学习英语。纪泽的英语口语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纪泽在出任驻英使节时，曾用英文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发表，为提升中国形象鼓与呼。
纪泽之学英语，有别于琴棋书画，后者是他乐于夸耀于友人的。那么他苦学英语是为什么呢？光绪四年(1878年)，纪泽奉派为驻英法公使，行前循例陛辞。名臣之后，还能说洋话，这在落后守旧的晚清不用说是个少见的人物，即使慈禧太后也免不了好奇。君臣间关于办外交说外语有一番对话，后来办外交者不可不读。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依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总不熟练，仍须仰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人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与外国人谈论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藉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纪泽这段应对清楚地表明，外交官熟悉外语的目的，是为了在对外交涉时，藉语言优势，掌握先机，争取主动，不是向外人炫耀自己的语言天赋。何况在盲目排外的清流党人看来，办洋务的必是洋奴，“倾心泰西”，就必然“吐弃周孔”，和今日一说“西化”必是“全盘”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历史虽然走过了一百多年的风雨，士大夫的心态却没有太大的长进。纪泽的英语长才在当年并没有给他带来可供炫耀的资本，后来临危受命出使俄国，廷议仍有人依此攻讦其崇洋媚外，就差没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了。
无论纪泽如何博学多才，如果没有新疆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发生，渠注定要一辈子生活在曾国藩的浓荫之下。后人只有研究曾国藩家史的专家才会知道曾纪泽这个名字。
新疆自汉唐以降，一直为中原大患，到乾隆朝纳人中华版图，国家每年拨银三百多万两维持军费，才勉强维持了边疆的安宁。1864年新疆各地发生暴乱，迅速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主政的满蒙将军们大都腐败无能，不堪一击。来自浩罕国的阿古柏在英、俄、土的支持下，以宗教和民族为号召，占领了新疆大部地区，是为今日“东突”的开山祖师。沙俄借口阿古柏叛乱影响了俄国的边界安全，为中国“代收”了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声称叛乱平定后归还。老毛子料定中国无力平叛，视新疆为其囊中之物。当沙俄进一步要为中国“代收”乌鲁木齐时，才引起了朝廷的严重关注，由此引发了一场“海防”和“塞防”之争。
俄罗斯和日本，无论政权更迭、姓社姓资，一直为近代中国的天敌。这是不以后来蒋毛二公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蒋氏“以德报怨”，乃农夫之仁；毛氏的投怀送抱，换来了珍宝岛血战。二人之识见尚不如晚清君臣。
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国家积弱，势必不能两面作战，即使侥幸收复新疆，也是“千里空旷无用之地”，为国家的鸡肋，食之无味，不如许其“自为部落”，成为朝鲜越南模式的藩属，“略奉正朔可矣”。主张以有限的军费加强海防，拱卫京师，对付日益强大野心勃勃的日本。李氏的“放弃论”已为历史证明为荒谬。俄罗斯出卖阿拉斯加即为一例。
陕甘总督左宗棠较李鸿章资格更老，况新近平定捻乱，士气正锐。国难当头，他打消了乞病还乡的念头，坚决主张收复新疆，并以垂暮之年，主动请缨。满朝文武，率军西征，除左宗棠外，朝廷其实无一人可用。正是左宗棠的坚持，朝廷决心乃下，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公以近古稀高龄，抬棺亲征，整军经武，将腐朽的绿营兵打造成仁义之师，其西征将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贯之气”。军事上，左公精心策划，使西征军前后方“首尾相应数千里，一气卷舒”，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阿古柏叛乱，于光绪四年(1878年)光复新疆，兵临伊犁城下。
左公西征这样一场气势磅礴、精彩绝伦的战争画面，非鸿篇巨制不能涵盖，寥寥数笔难以勾勒。左公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至今影响深远。设想如果左公烈士迟暮、雄心不再，可以肯定，中国的版图将大大缩水，今天的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就会是七国甚至八到十国。
新疆既已平定，俄国依约归还伊犁，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但老毛子是毫无信义可言的北极熊，吃到嘴里的肉，岂肯轻易吐出？迫于国际压力，俄国同意谈判。原本曾纪泽为赴俄谈判的最佳人选，朝廷终以历练不足，弃曾纪泽而取“尚能办事”的户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地山)为驻俄使臣，全权处理对俄交涉。中国为这样一个错误的选择付出的代价是大片的国土和大把的银子。
崇地山肩负国家如此重托，本应由陆路取道新疆赴俄，勘察伊犁地形民情，做到心中有数。可这位满洲贵族哪里吃得了这个苦头，竟不顾廷议纷纷，由海路去了彼得堡。他以为讨回伊犁便是全功，加上家中突遭变故，急欲回国。老毛子看透了他的心态，趁他不扎领带之时，与他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史称《崇约》。时在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根据《崇约》，中国割让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和穆苏尔山口；赔款500万卢布；给予俄国种种经贸和外交特权。即使归还的伊犁，俄人也可自由置产，伊犁人如加入俄籍，便照俄人对待。换句话说，中国花如此大的代价，换回的也是一座空城！早晚伊犁还会离国而去。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只有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断不会发生在平等两国之间。
凡夫俗子存一私念，至多众叛亲离，而外交官不以国家为重，误国误民，遗害深远。崇厚置朝廷再三函电不顾，不惜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为的竟是一家之私事！十五年后，中国甲午战败，李鸿章被日本点名赴日谈判《马关条约》，首席参赞是长子李经方。在李鸿章私意，是为李经方创造一个历练的机会，成为曾纪泽一流的外交专才。李鸿章在日本的函电往来，俱为日人破译。日本在谈判中胸有成竹，直逼中国的底线。此随员之过，非相国之误。李鸿章突遭日本浪人枪击，国际舆论哗然。日本朝野一片慌乱，不惜上演了皇后献绷带的丑剧，期望留住李鸿章。如李鸿章趁势回国，则日本理屈，攻不得也拖不起。中国得以喘息片刻，争取国际斡旋，以追求最佳结果。而李鸿章竟重伤不下火线，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居然得到了数倍于期望的结果！吐出辽东半岛则是后来日本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自己做出的，非相国之功也！如随员参赞得力，相国何至一败涂地如此？岂中国当时无人可用？非也！李鸿章的东床佳婿张佩纶(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便是杰出的外交人才，虽为中法马尾战败负责，但忠心尚存，才具可用，但遭李经方多方排挤，郁郁以终！而李经方为历史牢牢记住的“丰功伟绩”，却是当了一回钦差大臣，将台湾拱手交割给了日本。
崇厚、李鸿章本质上都是爱国老臣，绝非有意卖国之人，但一动凡心私念，为害国家尚不自知也！高官显宦一存私心，或可欺世人于一时，但天知地也知，终有后人拂去尘埃，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当今治国者不可不惕惕于怀！
《崇约》当时传回国内等待朝廷批准，清廷深以不妥，于是下旨征询左宗棠、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等三位疆臣的意见。沈葆桢建议将条约和索还伊犁两作罢，国家还可少些损失。李鸿章认为废除《崇约》违反国际惯例，“曲在我而侮必自招”，战争难免，主张委曲求全，批准算了。李鸿章奉他的老师曾国藩的“诚”字诀办外交，忘了沙俄乃一无信无义得陇望蜀之邦，与之谈“诚信”，无异对熊弹琴。左宗棠则坚决主张废约，为此不惜一战。左宗棠还建议朝廷将《崇约》发下群臣议论。
左宗棠这一招意在利用舆情，换句时髦话就是利用“舆论导向”。舆论可以捧人，也可以杀人，就看执政者如何利用。
除却文革中被批倒批臭，曾国藩如今再次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实几十年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便是国共两党领袖最推崇景仰的人物。青年毛泽东也不能免俗，甚至连字“润之”也取自胡林翼(润芝)。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服的应该是曾国藩的道德文章治兵方略。
曾纪泽(1839-1890)
曾纪泽(劼刚)为曾国藩长子。曾国藩以诗礼传家，子弟半耕半读，体验艰辛。纪泽的爱好极为广泛，经学乐律天文地理数学物理，无不兼顾，独不擅科举八股，虽为“同光中兴”的第一名臣之后，却三次科场不售。这在所谓“腐朽没落”的封建时代是件稀松平常之事。
曾纪泽书法扇面
纪泽向乃父提出退出科场，曾国藩欣然赞同。纪泽的诗书画水准俱在其父之上，且乐此不疲，晚年在京城，王公大臣求墨宝者不绝于门。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与之酬唱往来，光绪皇帝也曾向他索画。遗著有《曾惠敏公遗集》。名臣之后，世袭罔替的一等侯爵，纪泽本可以优游山林，享受人生。但纪泽志不在此。其父亦赞他“天分甚高，胸襟颇广”。绝意科举后，纪泽专心研究外交和国际政治，投身外交事务，并以32岁“高龄”延聘外教学习英语。纪泽的英语口语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纪泽在出任驻英使节时，曾用英文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发表，为提升中国形象鼓与呼。
纪泽之学英语，有别于琴棋书画，后者是他乐于夸耀于友人的。那么他苦学英语是为什么呢？光绪四年(1878年)，纪泽奉派为驻英法公使，行前循例陛辞。名臣之后，还能说洋话，这在落后守旧的晚清不用说是个少见的人物，即使慈禧太后也免不了好奇。君臣间关于办外交说外语有一番对话，后来办外交者不可不读。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依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总不熟练，仍须仰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人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与外国人谈论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藉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纪泽这段应对清楚地表明，外交官熟悉外语的目的，是为了在对外交涉时，藉语言优势，掌握先机，争取主动，不是向外人炫耀自己的语言天赋。何况在盲目排外的清流党人看来，办洋务的必是洋奴，“倾心泰西”，就必然“吐弃周孔”，和今日一说“西化”必是“全盘”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历史虽然走过了一百多年的风雨，士大夫的心态却没有太大的长进。纪泽的英语长才在当年并没有给他带来可供炫耀的资本，后来临危受命出使俄国，廷议仍有人依此攻讦其崇洋媚外，就差没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了。
无论纪泽如何博学多才，如果没有新疆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发生，渠注定要一辈子生活在曾国藩的浓荫之下。后人只有研究曾国藩家史的专家才会知道曾纪泽这个名字。
新疆自汉唐以降，一直为中原大患，到乾隆朝纳人中华版图，国家每年拨银三百多万两维持军费，才勉强维持了边疆的安宁。1864年新疆各地发生暴乱，迅速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主政的满蒙将军们大都腐败无能，不堪一击。来自浩罕国的阿古柏在英、俄、土的支持下，以宗教和民族为号召，占领了新疆大部地区，是为今日“东突”的开山祖师。沙俄借口阿古柏叛乱影响了俄国的边界安全，为中国“代收”了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声称叛乱平定后归还。老毛子料定中国无力平叛，视新疆为其囊中之物。当沙俄进一步要为中国“代收”乌鲁木齐时，才引起了朝廷的严重关注，由此引发了一场“海防”和“塞防”之争。
俄罗斯和日本，无论政权更迭、姓社姓资，一直为近代中国的天敌。这是不以后来蒋毛二公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蒋氏“以德报怨”，乃农夫之仁；毛氏的投怀送抱，换来了珍宝岛血战。二人之识见尚不如晚清君臣。
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国家积弱，势必不能两面作战，即使侥幸收复新疆，也是“千里空旷无用之地”，为国家的鸡肋，食之无味，不如许其“自为部落”，成为朝鲜越南模式的藩属，“略奉正朔可矣”。主张以有限的军费加强海防，拱卫京师，对付日益强大野心勃勃的日本。李氏的“放弃论”已为历史证明为荒谬。俄罗斯出卖阿拉斯加即为一例。
陕甘总督左宗棠较李鸿章资格更老，况新近平定捻乱，士气正锐。国难当头，他打消了乞病还乡的念头，坚决主张收复新疆，并以垂暮之年，主动请缨。满朝文武，率军西征，除左宗棠外，朝廷其实无一人可用。正是左宗棠的坚持，朝廷决心乃下，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公以近古稀高龄，抬棺亲征，整军经武，将腐朽的绿营兵打造成仁义之师，其西征将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贯之气”。军事上，左公精心策划，使西征军前后方“首尾相应数千里，一气卷舒”，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阿古柏叛乱，于光绪四年(1878年)光复新疆，兵临伊犁城下。
左公西征这样一场气势磅礴、精彩绝伦的战争画面，非鸿篇巨制不能涵盖，寥寥数笔难以勾勒。左公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至今影响深远。设想如果左公烈士迟暮、雄心不再，可以肯定，中国的版图将大大缩水，今天的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就会是七国甚至八到十国。
新疆既已平定，俄国依约归还伊犁，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但老毛子是毫无信义可言的北极熊，吃到嘴里的肉，岂肯轻易吐出？迫于国际压力，俄国同意谈判。原本曾纪泽为赴俄谈判的最佳人选，朝廷终以历练不足，弃曾纪泽而取“尚能办事”的户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地山)为驻俄使臣，全权处理对俄交涉。中国为这样一个错误的选择付出的代价是大片的国土和大把的银子。
崇地山肩负国家如此重托，本应由陆路取道新疆赴俄，勘察伊犁地形民情，做到心中有数。可这位满洲贵族哪里吃得了这个苦头，竟不顾廷议纷纷，由海路去了彼得堡。他以为讨回伊犁便是全功，加上家中突遭变故，急欲回国。老毛子看透了他的心态，趁他不扎领带之时，与他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史称《崇约》。时在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根据《崇约》，中国割让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和穆苏尔山口；赔款500万卢布；给予俄国种种经贸和外交特权。即使归还的伊犁，俄人也可自由置产，伊犁人如加入俄籍，便照俄人对待。换句话说，中国花如此大的代价，换回的也是一座空城！早晚伊犁还会离国而去。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只有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断不会发生在平等两国之间。
凡夫俗子存一私念，至多众叛亲离，而外交官不以国家为重，误国误民，遗害深远。崇厚置朝廷再三函电不顾，不惜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为的竟是一家之私事！十五年后，中国甲午战败，李鸿章被日本点名赴日谈判《马关条约》，首席参赞是长子李经方。在李鸿章私意，是为李经方创造一个历练的机会，成为曾纪泽一流的外交专才。李鸿章在日本的函电往来，俱为日人破译。日本在谈判中胸有成竹，直逼中国的底线。此随员之过，非相国之误。李鸿章突遭日本浪人枪击，国际舆论哗然。日本朝野一片慌乱，不惜上演了皇后献绷带的丑剧，期望留住李鸿章。如李鸿章趁势回国，则日本理屈，攻不得也拖不起。中国得以喘息片刻，争取国际斡旋，以追求最佳结果。而李鸿章竟重伤不下火线，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居然得到了数倍于期望的结果！吐出辽东半岛则是后来日本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自己做出的，非相国之功也！如随员参赞得力，相国何至一败涂地如此？岂中国当时无人可用？非也！李鸿章的东床佳婿张佩纶(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便是杰出的外交人才，虽为中法马尾战败负责，但忠心尚存，才具可用，但遭李经方多方排挤，郁郁以终！而李经方为历史牢牢记住的“丰功伟绩”，却是当了一回钦差大臣，将台湾拱手交割给了日本。
崇厚、李鸿章本质上都是爱国老臣，绝非有意卖国之人，但一动凡心私念，为害国家尚不自知也！高官显宦一存私心，或可欺世人于一时，但天知地也知，终有后人拂去尘埃，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当今治国者不可不惕惕于怀！
《崇约》当时传回国内等待朝廷批准，清廷深以不妥，于是下旨征询左宗棠、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等三位疆臣的意见。沈葆桢建议将条约和索还伊犁两作罢，国家还可少些损失。李鸿章认为废除《崇约》违反国际惯例，“曲在我而侮必自招”，战争难免，主张委曲求全，批准算了。李鸿章奉他的老师曾国藩的“诚”字诀办外交，忘了沙俄乃一无信无义得陇望蜀之邦，与之谈“诚信”，无异对熊弹琴。左宗棠则坚决主张废约，为此不惜一战。左宗棠还建议朝廷将《崇约》发下群臣议论。
左宗棠这一招意在利用舆情，换句时髦话就是利用“舆论导向”。舆论可以捧人，也可以杀人，就看执政者如何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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