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这回是赴俄谈判的不二人选。但他毫无喜色，反而忧心忡忡。崇厚赴俄前，曾纪泽认为，如不能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则不如悬而不决，将来还有余地可图。但此时“悬而不决”已不再可能，如达不成新约，俄国仍可用《崇约》要挟中国，而长期拖延不决，必使左宗棠大军进退两难。万一新约失手，则崇厚的前鉴不远。纪泽的前路可以说是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是险象环生的地雷阵，一不小心便会粉身碎骨。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纪泽义无反顾，勇于承担，无愧为名臣之后。
与左公西征不同的是，曾纪泽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没有硝烟，没有战场，全凭唇枪舌剑。曾纪泽的基本立场与左李二人不同，他认为伊犁地形攻难守易，兵戎一启，即便中国夺回伊犁，“坚甲利兵”的俄国也可由东三省和海上进攻，防不胜防。但放弃伊犁更不可取，尤其伊犁为镇守新疆的“一大炮台”，弃伊犁等于弃新疆全境。他主张以金钱换土地。钱可以再生，地不会再来。这样现代化的认识远远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中外同事们。拂去百年尘埃，他的真知灼见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如果伟人能少读些《资治通鉴》，虚心学习“曾纪泽思想”，就不会将珠峰南坡让于尼泊尔，领土赠送缅甸，铁路建到坦赞，放弃对日索赔，以换取什么“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真实谎言。
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纪泽抵达彼得堡，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谈判。“弱国无外交”常常是投降外交的借口，在纪泽则不然。沙俄代表在谈判中傲慢蛮横，语言放肆，曾纪泽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谈判伊始，沙俄代表坚持不从《崇约》退步，否则大兵压境。曾纪泽毫无惧色，应声答道：“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曾纪泽充分了解俄国的内外困境，又有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战备支持，并非大话误国。曾纪泽既有洞穿全局的眼光，也有娴熟的外交技巧，不是一味的蛮顶蛮干。如俄国代表纠缠条约细节，曾纪泽以喝咖啡为例，先放还是后放牛奶，原无本质区别，何必拘泥于程序？说得对方也笑了起来。一天大事，被纪泽轻轻化解。谈判桌上最艰难的往往是不扎领带的时候。中国人最重“一诺千金”，为朋友甚至可以两肋插刀。俄国人才不会为什么“主义”或不扎领带的“友谊”而放弃国家利益，后来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乃至叶利钦无不如此。 曾纪泽的主要谈判对手中，外部大臣吉尔斯是谦谦君子，和沙皇一样，对万里之外的伊犁情势并不熟悉。前驻华大使布策脾气火爆，对中国国情了如指掌，深知如果将谈判移到北京，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便可利用满清君臣的蹒顸无能，为俄国榨取最大利益。谈判刚开始，布策便借口头等使臣崇厚的签字都可以作废，那么和二等使臣曾纪泽谈判无异浪费时间，坚持要将谈判移到北京进行。曾纪泽急忙与吉尔斯磋商，保证自己的授权，并向清廷建议给崇厚减刑以示善意，才将已经上路的布策召回彼得堡。当然，小气的清廷也没有因此提高纪泽的外交等级。纪泽充分利用了俄京的优势，在谈判濒临破裂或者布策蛮横无理时，纪泽便径直向吉尔斯通报，取得他和沙皇的谅解，同时也给布策留足面子，使谈判虽多次遭遇瓶颈而终能继续。
曾纪泽所授予的谈判底线是缓索伊犁。但他通观全局，认为遥遥无期的“缓索”必将使沙俄的占领成为事实，立即索回新疆的咽喉要地伊犁及其南境是当务之急。在谈判中他随机应变，以缓索伊犁但不让领土为筹码，“叠次厉色争辩”，舍西境而全力争取伊犁和南境。兵费赔偿由1200万减到1000万卢布后，又抓住对方代表的口误，再降低100万卢布，只由《崇约》增加400万卢布赔偿便赎回了有“塞外江南”美称的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须知整个台湾岛也只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积。在界务、商务、偿款等各条款上，纪泽以非凡的毅力“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增减之中将《崇约》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
光绪七年正月廿六日，曾纪泽与俄国正式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依据新约，俄国依然霸占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但中国正式收回了伊犁九城的主权和治权、大幅削减了俄国在华的政治和商贸特权，更重要的是收回了伊犁和阿克苏之间的特克斯河流域以及战略要地穆苏尔山口。让北极熊吐出这块肥肉的诱饵是将赔款由500万卢布提高到900万卢布，共计约合500万两白银以内，比起李鸿章后来赔给倭寇的只是九牛一毛。新约传回国内，受到战和两派的交口称誉。左宗棠欣喜之余，甚至举荐曾纪泽为两江总督。李鸿章赞之为中国自办洋务以来所无之事。时人形象地形容曾纪泽是“折冲樽俎，夺肉虎口”。于杯觥交错之间，曾纪泽谈笑自若，举重若轻，为国家争回了宝贵的领土。国际舆论也极为惊讶，老毛子将吞下的肉又吐了出来，这是破天荒第一遭。
可以肯定的是，曾纪泽不通俄语，他的英语长才不是这次谈判成功的关键。彼所恃者，除一片赤诚爱国之心，还有多年苦心研习办理洋务所积累的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娴熟的谈判技巧。他的机敏睿智，连谈判对手吉尔斯也称赞他是世界罕见的使才。
对俄交涉之后，曾纪泽马不停蹄，又卷入了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达数年之久。法国对越南垂涎已久，必欲取而为殖民地，置之于法国的“保护”之下。为此法国不惜由海陆两路挑起战争，耀武扬威，威逼清廷就范。曾纪泽认为中国应取“刚严”之态，整军备战，以战求和，因而与李鸿章所主张的“停战求和”意见相左，成为李鸿章议和的绊脚石。法国对曾纪泽又恨又怕，甚至将撤换曾纪泽作为议和条件之一。迫于压力，清廷于光绪十年四月撤销了曾纪泽驻法使节的兼职。同月，在中国陆路获胜的大好形势下，李鸿章竟与法国代表在天津订立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史称《李福条约》)，彻底放弃了中国在越南的一切权益。仍在巴黎的曾纪泽闻讯后悲愤竟至手颤不能写字，斥为“闻法不索军费，遂将全越让之”，目光短浅。曾李二人同为曾国藩的传人，外交理念却是泾渭分明。曾纪泽逝世后，李鸿章倒是为他说了句公道话：“(曾纪泽)力持公论，法人争避其锋，至于不敢复与议事，一时海内传诵，翕然以为正论之归。”
奉调回国后，曾纪泽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帮办海军事务，嗣后陆续在户、刑、吏等部任侍郎(副部长级)等与外交无关的闲职，在琴棋书画中消磨时光。虽然光绪皇帝对他重视有加，虽然舆论公认曾纪泽为执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最佳人选，曾纪泽却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廿三日突患中风溘然长逝，享年才五十一岁。
纪泽去世，朝廷只是循例抚恤，上谥号“惠敏”，以表彰他的忠诚和机敏，对这位国家功臣并无特殊表示。与中国的冷淡相反，国际舆论反响强烈，咸认曾侯之丧是中国乃至世界外交界的一大损失。没有曾纪泽的中国，从此全面进入了磕头外交的时代。正当国家多难之秋，一代外交巨子，竟如此消逝！读史至此，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历史的发生和发展，往往只在一人一念之间。回望历史，常常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假如李鸿章过早独揽大权，或者左公不能固持己见，中国就会失去新疆；没有曾纪泽，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要缩水为“958万平方公里”甚至更少。信与不信，历史其实就是英雄们打造出来的。
写到这里，突然想看看今人是否还记得这位千古功臣。1998年版《辞源》(修订本)有曾国藩条，纪泽无载，倒是有宋朝的曾公亮(听说过吗？)。《辞海》(1999年版)有传，却将他的最后任职搞错了：“1885年任海军衙门帮办，旋为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听起来好象国防部副部长兼任了外交部长。其实纪泽的最后任职只是户部右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只是挂名副职。由曾纪泽执掌总理衙门，原是众望所归，却因纪泽的英年早逝而永远的成为不可能。编辞书的专家尚且如此漫不经心，况复百姓？
纪泽魂归何处？陵寝安在？有人知否？
纪泽以“忠、信、笃、敬”为信条，为人谦恭仁厚，时人赞其恂恂然有古大臣之风。纪泽非但不以旷世奇功自居，反而为失去伊犁西境耿耿于怀。其书法当年名重京师，以行草知名，亦好为诗，以七律见长。然而纪泽的一世文名在中华几千年的诗山书海里，不过沧海一粟，过眼烟云。行文将尽，恭录他的一首怀古诗和一祯书法作品，以饷读者兼缅怀曾侯。
昭忠祠
沙场征战古来悲，十载升沉一瞬时。
纶鲅九重黄纸诏，春秋二祀白门祠。
生无燕颌膺高爵，死博龟趺戴御碑。
屠狗建牙宁有等？河山庙貌共雄奇。
主要参考文献：
曾纪泽遗集(即原曾惠敏公遗集)，岳麓书社， 长沙，1983
董丛林：百年家族--- 曾国藩， 立绪文化，台北，1999
安静波：晚清巨人传--- 左宗棠， 哈尔滨出版社，哈尔滨，1996
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出版社，天津，2000
后记：本文摘自2003年旧文之历史部分，姑将写作动机隐去。查百度，长沙高新区文物普查工作队于2010年在望城区雷锋镇牌楼坝村桃子湾发现曾纪泽陵墓遗址。当地人但知“曾惠敏”，不知曾纪泽，解放前尚有学生前来祭祀。1958年当地修建水库，尽拆陵墓石材筑坝，连墓志铭也没放过。现仅存墓庐屋匾额两块、龟背石碑一座、红漆棺盖板一块、墓志盒构件两块。国家功臣，尸骨无存。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仅存二匾额必为“猪”圈守门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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