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通史应该如何讲述？

今天的新问题都是历史上的老问题

1940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当时，面对日军不断进攻，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社会上形成了一股“主和”的言论，认为中国技不如人，应该投降。

此时，钱穆在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以一人之功，写作《国史大纲》。在该书的“引论”里面，钱穆点名了学习通史的重要性，那就是对历史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让我们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历史最高点上，从而激发民族抗战必胜的决心。钱穆说：“值此创钜深痛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在钱穆看来，历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对自己历史的尊重。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我们虽然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但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常常会受时代影响，让人们关注历史的不同侧面。这也就是为什么，自20世纪以来，通史著作不断出版，不停有人投入通史的写作之中。

任何时代都需要通史，我们常说“于史中求智慧”，“以史为鉴”。虽然人类社会已经经过了几万年的发展，但只要我们相信人性未变，情感未变，那么，当今社会一切的新问题，人们心中一切的精神困惑，都会在历史中找到对应的事件，也能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新问题其实无非是老问题的“再现”。

让顶尖学者与大众对话刷新人们的史学“三观”

但令人悲哀的是，在当今时代，以一人之力写通史几无可能。随着学科的不断划分，研究的不断细化，中国历史研究成果已汗牛充栋，新观点、新视角层出不穷。画地为牢的学科体制，让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贸然对不熟悉的历史发出议论，遭到他人的批评，从而断送自己的学术前途。有人戏称，这是写作通史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那么，应该如何写我们时代的“通史”？答案很简单，就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集众人之力，让治断代史的学者各自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讲述自己擅长的部分。百河汇流，最终形成一个最权威，也最符合当下时代的中国通史。

这在图书出版方面已经有成熟的先例。无论是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还是哈佛出版社的《中国通史》，都受到好评。现在，国内新锐知识产品开发机构新亚文化在喜马拉雅FM推出的“《中国通史》大师课”是这种写史方式在音频知识产品界的开山之作。策划者结合当下互联网的传播方式，邀请国内顶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顶尖历史学家和学术新秀，不断讨论、研磨，以专业的态度，通俗的语言，寻找当下人们关心的历史话题，呈现了一部异彩纷呈的真实历史。

让学者说话，主动与普通大众互动，是这部课程的特色。虽然学者们在各自的历史领域辛勤耕耘，观点不断突破，但是，大量的观点只存在于学术论文之中，知识普及的范围也只限于学术界内。这导致大众对历史的认知与历史真相的脱节。虽然当下历史剧众多，普及的历史读物也比比皆是，但是，大部分仍旧是在旧有的历史观点之中不断阐发，不断戏说甚至瞎说。历史剧本是人们了解历史，消遣娱乐的手段，但因为专家学者的缺席，人们很难从中了解真实的历史，往往会把戏说当真实，把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浪漫化，把后宫的勾心斗角爱情化，最终忽视真实历史的重要价值。中国历史本来是大众的学问，也是大众了解自己民族灿烂文化的有效路径。

那么，就需要专家学者主动走出来，与大众互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颠覆”不当的对历史的认知，“刷新”片面的历史“三观”。

史实是我们评论历史的基础，也是我们认知过去的凭借。当史实认知出现偏差，我们就无法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从而我们的立论也就会失之千里，评价历史大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那又何谈“从历史中求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