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都喜欢打乒乓球，球技上我更是胜人一筹，唯独这一点，文彬相当高看我，我倒也确实没让他失望过，在共同征战的过程中被小生斩于马下的对手不计其数，特别是我拿到二中初二年龄组的冠军后，更在他的心中确立起了孤家是不可战胜的神话。于是乎久而久之，我自己也犹如井底之蛙，不知不觉中居然有些飘飘然起来，一般的对手根本就不怎么放在眼里，走到哪里都有一种“尔等平身免礼”的优越感。
那个时代体育设施奇缺，一张小小的球台竟成难寻之物。通常我们这些小球迷放学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像侦探一样到处找能打球的台子，一般的作业区域会选定在能跻身其中的部队大院或机关办公楼里。一旦发现“猎物”，就偷偷摸摸设法溜进去大过球瘾。其结果大多拍子还没挥几下，就被大人们发现，立马被递解出境那算是客气的。
自从“跟班”文彬，窘况似乎大为缓解，因为真巧，他爸爸所在的联络部二楼的走廊上，摆着一副并不标准的球台。尽管那里空间狭窄，采光也不理想，且只能在下班或星期天使用，但对我们这些常常被定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言，终于可以《论持久战》已经非常知足了，于是那里就成了我与文彬捉对厮杀的小小乐园。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在联络部打完球之后余兴未尽，就在喏大的院子里闲逛起来。走着走着，不经意间又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在这所大院的西南角，驻防着舰队通信连，在他们营区一间宽敞的平房里居然安放着一张标准的乒乓球台，这里空间宽敞，光线充沛，更为重要的是打球的时间不受星期天的限制，平时也可以“来此一游”，这待遇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非联络部那边所能比肩的。此情此景对我和文彬这些平日里专靠串场子、打野球为伍的家伙来说，其诱惑力简直无法抵御。从那天起我们便方寸大乱，不再能安心于在原来的场地上行使“主权”，而是移情别恋，很快就将“工作重心”转移到通信连那边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探班的时候，我们站在外面盘桓良久，听着不断传出的乒乓作响的打球声，却由于胆怯而迟迟难迈“破冰之旅”。最后实在经不住诱惑了，才鼓足了勇气怯生生地推门闪身而入。原以为会有通信连的官兵在里面“发展体育运动”，谁知发现仅有几个“土著居民”——住在这个院子里，和我们年龄不相上下的小孩在捉对厮杀，后来官拜本市市长助理的王燕同学当时也身在其中。可是坐地户们并没有给我们这些新的闯入者献上鲜花和掌声，其态度冷淡显然并不友好，只有王燕温和地向我点头致意，算作礼遇，其他的人则醉心于大搞西方式的民主——轮流执政，依然自顾自的上下接台，仿佛“新生事物”的出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似的。反观我们初来乍到，自是心里忐忑，所以也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等待“篡党夺权”的机会。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眼见着对方并没有“让贤”的意思，再次证明“机会是等不来的”这句话千真万确。此时出自对外联络部后裔的文彬，一见对方摆出一副“千秋万代永不XX”的架势，其愤怒更甚于我，马上开始“对外联络”，所用方式断不照搬“互不侵犯”之类的五项原则，而是有的放矢、针对性极强地使出激将法：“别看你们打得欢，可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说着用手朝我一指，眼中放射出明白无误的挑衅目光。
人都是好胜的，特别是当他们还不知道我这个瘟头瘟脑的家伙是何方神圣的时候，“加到一起都不”云云的说法，无异于对他们精神的就地正法。
是可忍，孰不可忍，众小哥果然被彻底激怒了，文彬话音刚落，台上台下的人都停止了动作和喧嚣，纷纷露出不屑的神情。
“咱两赛赛，你敢吗？谁输了谁给对方一枚毛主席纪念章！”一位高个子向我下了战表，并且压上了当时至高无上的、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纪念章，企图尚未开打就把比赛提到“讲政治”的高度。
此言一出，惊嚇四座。要知道那是啥年月？是将个人崇拜发展到登峰造极的荒唐时代。举个例子，若有人敢将印有伟大领袖头像的报纸垫在阁下并未长痔疮的臀部小坐片刻试试，非他妈判你吃个三年五年的牢饭儿不可。今天这鸟居然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把老人家当做赌注押了上去，岂不是大不敬吗？！
我半天没出声，他以为我怯场了，于是提高了嗓门，“咋样，孙子了吧！没这能耐就别在这蹭球打，该干嘛干嘛去！”
其实他错了，我除了需要时间评估这场比赛的交易风险外，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因素令我忌惮。输了（当然没有这种可能）好说，乖乖地将金属化了的“红太阳”拱手交出便相安无事。可要命的在于赢了这小子爽约咋办？若是硬要对方认赌服输，挑战者他爹可不像你的令尊，早早就“光荣”了，人家可是至今还“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活得倍儿精神，而且就住在隔壁，招呼一声立马就可以过来对本小哥施以“强制执行”。
看着我犹豫不决，关键时刻又是文彬给我壮胆鼓劲：“怕他干啥，输了像章算我的！”
文彬哪里知道，我怕的不是这鸟，而是······。但仗义的文彬既然已经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只有上场一搏才能不让同伴失望。
俗话说“有没有，伸伸手”，其实从一进门看了他们轮换着打了一圈后，我就知道这位“脑袋大，脖子粗，不是老板，就是伙夫”的家伙，别看嘴巴上功夫了得，真上了台比赛哪会是我的对手。正式开打后我反而没有了任何思想顾虑，比赛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利索的二比零，对手很快就俯首称臣了。还好，预期中的“强制执行”并没有出现，最后抵押物也顺利地交割了。我既赢得了比赛，又捧得“红太阳”获胜而归，可谓双喜临门。但有意思的是我的这枚战利品却不是通常合金铝铸就的那种，而是用细瓷烧制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彩绘图案，在当时算是比较稀有的品种。我如获至宝，心里不禁由衷地感谢文彬，若不是他带我到这座大院里来打球，如此精美的像章——放到手里温润沁爽，挂在胸前光荣无比，我等小儿是只能可望而不可及的。
只是后来这些盛极一时的图腾圣物，随着一个时代的神话最终烟消云散，大多回炉再造恢复了金属自然质朴的物化形态。然而化解不开的却是留在共和国历史上泣血椎心的痛楚，和个人崇拜带给中华民族的复古性戕害。只要构成其基础的“化学分子式”不从根本上改变，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的悲剧卷土重来便是分分钟的事情。
接下来整个一个星期我都沉浸在“开疆扩土”的喜悦之中，心里不断盼望着下一个周末快快来到，能够再次去新场地重温胜利的快感，但想不到的打击恰恰正在那里恭候我的到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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