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里我才将目光从对方炫目的“外包装”移到了文彬的脸上，果然发现他的肤色较走之前变得黝黑泛红，整个人似乎也稍胖了一点，证明郭叔叔此言不虚。
此时尽管内心里为自己的小伙伴没能扛枪打仗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兵而略显失落，但对没有出过校门的学生而言，身着军装并且短短时间就会养猪干农活，仍旧令我羡慕不已。只是现在回想起来，郭叔叔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研究生，毫不夸张的讲是那个年代具有很高学历和国际视野的大知识分子，此刻对于束发之年的儿子，过早地主动放弃学业，转而去当兵务农，由此人为地中断了一个孩子追求文化知识的最佳成长期，对于这种当时颇为流行的潮流，他非但没有质疑和抵制，反而由衷的赞美有加。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大多数成员而言，其背离文明的盲从似乎尚可理解。但之于许多处于知识顶端的读书人，居然也信奉“知识越多越反动”、“用劳动的汗水可以洗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之类的谬论，并且还甘于身体力行，打发自己的“东宫太子”自小就与“天蓬大元帅”耳鬓厮磨，以确保世世代代不再“反动”下去，就实在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若究其原因，除了那个文化让位于革命，思考盲从于信仰，狂热替代了理性，迷信强奸了科学的时代要负主要责任外，当选择成为可能时，个人元素似乎也在起着某种决定性作用，它不仅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最终决定着未来命运的走向，也再一次验证了林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论断何其深刻。
四自从那天晚上与文彬一别，屈指算来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打那以后我们再也未曾谋面。第二年我也和文彬成了同门师兄，将那身令同时代的人羡慕不已的军装穿到了自己的身上。再后来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住所，文彬的父母也紧接着奉调回到了北京，就此两家人断了联系，更鲜能听到关于文彬的任何消息。直到1999年陈阿姨带着小儿媳重返青岛故地重游时，在接待她们的过程中，我才知小文彬居然罹患严重的精神疾病，长期住在医院里接受持续不断的药物治疗。听到这个消息，我惊诧不已，内心产生的震动绝不仅仅来自于消息本身，而是不由得引发了对处于那个时代的、我的小伙伴文彬的种种思考。
文彬是敏感的。他对八国联军的憎恨和其中个别超越年龄段的细节的稚嫩定论，贯彻其中的灵魂主线其实就是崇高无比的爱国主义。这或许来自于遗传基因，他的爸爸妈妈放弃了在日本的优惠的生活条件和对家族企业亿万资产的继承权，义无反顾地回国报效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来自家庭的强大磁场，在他成长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也是难以摆脱的。这种能够对冲金钱和名利，勾兑亲情和血缘的理想，其实质必然是纯而又纯的，也就难免经不住丝毫的玷污和变异。多数人追求理想无果，顶多是失落和无奈，可对于做出巨大整体牺牲的特定对象而言，在心理上则是断断无法接受的。因为承认现实既意味着自我否定，又是对曾经来自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曾经中肯的反对意见的肯定。
文彬又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这种追求若达到不能实现的程度，生活中的是非曲直便会以个性固守的特点反过来自我封闭。那次比赛过后他所表现出的直言不讳的激愤和对有失公允的结果的拒绝，或许就是他性情禀异的最初萌芽和人生宿命的最终诠释。
文彬还是皈依感极强的。当他最初拥有了第一个崇高的社会角色——军人时，便无条件地滤尽自身的童稚和率真。他因为变化而欣然接受新身份的界定，而我却对对方的变化无所适从。他的精神无条件地服从政治派遣，而重温曾经的亲密无间就成了我单方面的一种奢望。然而在维系心理平衡的博弈中，往往不在执着固守，而在适时舍弃；不在严于律己，而在宽以待人。
人生诸事，看似错综纷杂，实则因果牵动，构成宿命的基点。因此以上揣度虽难以尽窥堂奥，但亦是一己之见。若能通过探寻解析历史的雪泥鸿爪，透视出荒唐时代对形成个人悲剧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则此文在追思怀旧的同时，不失为对当今企盼文革的这股思想回潮，提供来自切身经历的善意警示。
重回首，往事堪嗟。诛心而论，文彬的才智与聪慧，博学与门第，都大大超过同龄人。如今他仍在灵魂的故障中孤独自处，饱受病痛的折磨，而我等却能在属于自己的舒适区里颐养天年，足见人生命蹇之乖，实难燮理析辨。只是国家走一段弯路，对个人就是毁了一生。历史就像是一出出闹剧，今日春来，明朝花谢，可人生苦短，岂可盲目相生相伴。
我们回忆花迎朝日般的童年，却无法复制童年。正因为无法复制，进入老年后便用手中的笔，写下关于童年的点滴回忆。
文彬，我的好兄弟，你现在好吗？你还能记得上面说的这些事吗？一别近半个世纪，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完）
写于201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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