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首照片为薛欣然夫妇——编者注）
“在英语市场中，所有非英语读物的出版量只有5%，而中文的出版物则是这5%里的5%。”英国知名华裔作家薛欣然说。
薛欣然是美国汉密尔顿学院社会人类学荣誉博士，她已故的先生托笔•伊迪（Toby Eady）曾是英国文学代理人。夫妻两人常年在中英两地文坛牵线搭桥，对中国文学在西方的状况有第一手的资料及深刻的观察。
在薛欣然看来，西方对中国文学非常不了解，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十分抽象，大多数西方国家每年最多只会出版不到5本中国文学读物。她个人认为：语言的障碍，编译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西方殖民的傲慢与偏见，都导致了西方读者口味的片面化。
在深度采访薛欣然两次后，现将薛欣然的观点整理如下，以她的第一人称叙述。
中文是西方出版界的小语种
中国文学在英国读者的感知中可能仅仅是一个单词。中国五千年所积累沉淀的，并以文学各种形态所贯穿的社会时代及其表现形式，西方基本没有认识。我们的四大经典名著、以及与莎士比亚同时代并且齐名的汤显祖，西方人基本没听说过。
据我所知，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学术研讨的人物一般到1930年代的鲁迅就打住了，有时可能谈及一丁点儿的林语堂。而林语堂和辜鸿铭都是用英语而非中文形式写作。印象派画作给人们的印象是距离之外的想象，或者是色彩和情感上的朦胧。而整个中国文学在西方的画面，我觉得比印象派的感受还遥远。
薛欣然著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但对真正的中国文学的理解却很浅显。他们可以读到的大多是纪实文学，或非虚构文学。中国文学涵盖的形态很多，除了小说、纪实、散文，我们还有诗、歌、词、赋、对联、剧本、寓言、童话等，均有各自的文法格律。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的大小标题和章节的导语都是对仗的诗词，而西方人对此知之甚少，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对于中国的经典，无论深度还是广度，在西方的了解度都很缺失。
不仅如此，中国文学想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被西方认知的问题，或是中国自身的语言翻译问题，而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关注更多的是经济、贸易与全球化，虽然一些海外华裔作家扬名了，但如果你细读，就会发现：中国作家的写作仍旧停留在自身生存和认知的环境中，距真正的中国文学精髓很遥远。
这也许是中国近百年动荡所积累的结果，因为我们上下四五代人都生活在战乱、政治动荡、骤变的城市化之中，文学的纯净和经典似乎在被遗忘，以至于没有西方人能够感受到中国五千年文明文学的韵味和感染力。
按人口比例，中文是大语种；但以现行的世界交流语言来看，中文则是小语种。所有非英语的出版在英语市场中的出版量只有5%，而中文的出版则是这5%里的5%。所以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家来说，一个国家一年能出3-4本中国文学就很不错了。这是为什么那些中国版权经理们以洪荒之力向西方出版社推荐中国作家时，他们往往得到的答复是：“啊，我们今年已经签了一位中国作家了。”他们很难再多签，因为市场接受不了。这就是西方对中国作家的出版意识。
翻译的作用被严重忽视
我和先生为中西文学的交流，摸爬滚打了大概20年。他2017年底去世后，我想了很多。他生前50年一直在为各国文学搭桥牵线，可我们一直都在语言的障碍、文化理解和对政治的非黑即白的现象中挣扎。
很少有人理解翻译在文学交流这个美好愿望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对于翻译而言，只懂语言本身是不够的，行文翻译和文学翻译是两码事。行文翻译有固定格式甚至文法，可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不单是作者的文学特性和写作风格，而且还表达其生存理念、情感以及对社会形态的感悟。
我个人认为，中国至今没有重视对于翻译的文化意识和写作技能的培养。我们对待文学的翻译似乎还在数量中追求所谓的温饱，而急于求成的快餐译本是很难被西方的出版社和读者接受的。我们需要对经典予以理解和敬重，理解作者的精神，精致地翻译，使译本成为经典作品。如今能达到这些标准的译作很少，如同凤毛麟角。
以我自己已出版的书为例：我的作品从中文被翻成英文，之后从英文又翻译到了40多种语言，由于语言的转化及限制和文化理解的差异，书中近25%的内涵几乎失去了原意。我的翻译，狄星（Esther Tyldesley），蓝诗玲（Julia Lovell），妮克•哈门（Nicky Harman）等，都是英国顶尖的翻译，但我仍然感到，由于文化的理解，作为外国人，她们很难做到对中文语言100%的诠释。毫无疑问，每个单词语句她们都明白，可是，中国的变化太快，从我们的祖辈到我们这一代，再到我们孩子那一代，语言文字的巨变连我们中国人自己每年都要学习那些“潮流新词”或是“网上热语”。因此，对于这些汉学家或是翻译家来说，就会更加感受到中文的“日新月异”和“变化无常”。
难懂的中国文化
中国五千年的文学画面感是很强的，地域的广阔性与个性，还有对生死嫁娶的敬重，大量的中国文学都有这些描述，可大多西方人读起来则是一头雾水。
我曾四次让托笔读英文版的《红楼梦》，可他总是读不到100页就读不下去了。因为书中的故事是从林黛玉投奔外祖母一家人开始的。里面七大姑八大姨的家庭称谓巨多：姑姑、婶婶、姨妈、舅妈、伯母等各自称谓都表明了她们的辈分及相互的亲戚关系，而英文没有对应的翻译，姑姑、婶婶、姨妈、舅妈、伯母，都只能翻成auntie；而舅舅、伯伯、叔叔等只能翻译成uncle。于是，英文要用很长的句子“绕清楚”那些uncle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单是想搞清楚这些称谓与彼此的关系、以及在家庭里的辈分与地位，西方读者就已经叫苦连天了。人们继续阅读的兴趣及探索文学领域的欲望便就此打断。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典《西游记》比《哈利波特》精彩多了。可西方人看不懂《西游记》英文版里的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变化无常的妖魔鬼怪，以及天地万物之间的时空穿越。
金庸作品最近被翻成英文出版。之前，出版社找到我，希望听取我的意见。可我看到第一稿封面时，竟没认出来是金庸的书。因为英文写的是Yong Jin, 封面是乌鸦的翅膀。当时对方也很奇怪：“你连这位作家都认不出来？他可是中国最顶尖的。”他的意思是，你连金庸的书都认不出来吗？！后来，我读了一小段才意识到是金庸的书。
西方的傲慢与偏见
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的出版，除了在选材上有其固有的偏见，不了解什么是中国文学的经典，另一个现象是脸谱化，如中国文学英文版的封面色彩大都是“西红柿炒鸡蛋”（红旗与军装及黄色字体）。若你去西方的书店探访，朝鲜、中国、俄罗斯的书都有其特定的风格。中国过去三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仍跳不出三十年前的“套路”。要想扭转他们的观念很难。他们的解释听起来很有道理：“读者习惯了这口味啊！”他们也学会了用火锅来举例：“你们中国人爱吃火锅，不管什么，只要丢进去，都是人人爱吃的火锅；一样的，不管什么中国故事，装在这样的封面里，大家都认同。“
中国名著缩写版——中西文学引桥的缺失
托笔认为，中国的经典文学在西方一直释放不出来，是因为没有人尝试为西方读者缩写简化那些深奥的中国文学作品。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因为中国80年代开放时，对西方文学的扫盲都是从一些世界文学缩写版开始的。然后人们根据各自的兴趣，再去阅读全版，甚至英文原版。所以缩写版如同一座文学大桥的引桥，帮助读者走上那个高度，他们才能看到高度视野中的风景。而中国文学在世界，就缺少这段引桥。中国人自己倍感高大上，西方人远远地，也觉得中国文学高大上。可两者之间，缺少衔接。为何中国不做缩写版？也许，我们太敬重我们的经典，觉得原版是不可以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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