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是欧洲历史上第一座完全哥德式的教堂，也是巴黎历史悠久最具代表性的古迹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写道：“若干年前，本书作者参观圣母院——或者不如说，遍索圣母院上下的时候，在两座钟楼之一的黑暗角落里，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刻的词：ANÁΓKH（命运）。……在墙上写这个词的人，几百年以前已从尘世消逝；就是那个词，也已从主教堂墙壁上消逝，甚至这座主教堂本身恐怕不久也将从地面上消逝。这本书正是为了叙说这个词而写作的。”
如今似乎一语成谶……
以下为雨果原著选摘：
《巴黎圣母院》第三卷 第一章 巴黎圣母院
无疑，今天的巴黎圣母院仍是雄伟壮丽的建筑。她年虽古稀，风韵犹存。然而，看到时间和人让这座可敬的古代建筑遭受无数的损毁和伤害，不尊重奠定第一块基石的查理大帝和安放最后一块石头的菲利普·奥古斯特，我们就很难不义愤填膺。
巴黎圣母院这主教座堂中的老王后的脸上，每一条皱纹旁都能见到一条伤疤。时毁人噬。我这样译这句拉丁语：时间是盲目的，而人是愚蠢的。
如果我们有暇与读者一道，逐一细审烙在古老教堂上的各种伤痕，就会发现，时间造成的破坏较少，作恶最多的是人.尤其是那些“艺术人士”。我必须说“艺术人士”，因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些人取得了建筑师的资格。
有了这些小怪兽的巴黎圣母院，反而更具有中世纪神秘色彩了。
我们只举几个主要例子。首先看看教堂的正面——建筑史里肯定少有比它更辉煌的篇章。同时，依次跳入我们眼帘的是：三座挖成尖拱形的门；一排带有齿饰的28座列王的神龛；中央一个巨大的玫瑰花窗，两侧各一扇侧窗，犹如祭师与他两旁的助祭、副助祭；单薄的三叶草形状的拱廊，细小的圆柱支撑笨重的阳台；
最后是两座黑色的伟岸的塔楼以及它们的石板前檐。这几个部分和谐地构成雄伟壮丽的整体，叠成宏伟的五层，成群出现却不紊乱，数不清精细的浮雕、雕像、镂刻与肃穆安详的整体有力地结合；
可以说，它是石头构成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巨著，它的整体复杂而又统一，如同它的姐妹篇“伊利亚特”和“罗曼司罗”；它是一个时代所有力量合作的产物：每一块石头都体现出经过天才艺术家训练的工匠那千百种奇妙的构思。总之，它是人类的创造，因它的强大与富饶而有如神的创造，它具有神的创造的双重特性：千变万化，永恒如一。
正当中的玫瑰花窗前有一个雕塑：是圣母抱着耶稣宝宝，加上两旁的天使。最左和最右的拱门前也有两个雕塑，是亚当和夏娃，提醒着大家人类的原罪，还是那个梗：夏娃偷吃了苹果。
我们在此对圣母院的正面所做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对整个教堂的描述。对巴黎这座主教堂所做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中世纪所有的基督教堂。来源于自身的艺术，它的一切都合乎逻辑，比例匀称。量了巨人的足趾，也就知道了巨人的身高。
现在，我们把话题扯回到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巴黎圣母院的正面吧。我们怀着虔诚的心瞻仰这座庄严雄伟的主教堂，它令人敬畏，就如编年史家所言：其宏伟，令见者憷然。
今天的巴黎圣母院的正面缺少三件重要东西。首先缺的是从前把它抬出地面的11级台阶；然后是列王像下面的那一列塑像，原先安放在三座大门的神龛里；还有其上充盈三层走廊的28八座年代更早的先王雕像，从希德贝直至手握“帝国圆球”的菲利普·奥古斯特。
石级是时间使之湮没的：旧城的地面随时间不可阻挡地缓缓上升。巴黎街面的“涨潮”逐一吞没了令圣母院益显伟岸巍峨的11级台阶。虽然如此，时间给予教堂的也许比夺去的更多。因为时间给它的正面洒上数百年才能积存的灰暗色泽，而文物越古老就越美丽。
巴黎圣母院的确是欧洲建筑史上少有的华彩乐章，尤其是正面的3扇大门，它们并不是只是装饰，每扇门上密密麻麻的雕塑，都代表着圣经故事。
其中最有名的是中间这扇'最后审判'之门
门楣最上层：耶稣举着双手，向众人展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留在手心上的洞。旁边两个小天使拿着耶稣受难的器件，左边的拿着钉子和朗基努斯之矛，右边的拿着十字架。
然而，是谁拆去两列塑像?谁把神龛扫荡一空?谁在中央拱门的正中凿了崭新的不伦不类的尖拱?谁竟敢在那儿安装雕刻了路易十五式图案的笨重死板的木门，竞与比斯高奈特的蔓藤花纹为邻?是人，是建筑师，是当代的艺术家。
走进教堂内部看看吧，是谁推倒了硕大无朋的圣克利斯朵夫雕像?——雕像中的出类拔萃者，就如司法大厅高出一般大厅。斯特拉斯堡的尖塔高于一般塔楼，还有昔日那些林立在殿堂祭坛的圆柱间的雕像，或站，或骑马，或男或女，或孩童，或国王、主教、骑士，或石雕，或大理石雕，或金，或银、铜，甚至蜡制，是谁那么粗暴，竟把它们扫荡殆尽?不是时间。
在所有的国家，尤其在法国，中世纪的卓越艺术几乎都遭此厄运。在它的废墟上可以辨出三种祸害，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它：首先是时间，它在不知不觉间这儿那儿地啃咬一口，锈蚀它的表面；
然后是政治革命和宗教改革，它们的本性是盲目与暴戾，它们乱哄哄地蜂拥而上，向圣母院扑去，撕扯它石雕的、金玉雕镂的华丽外衣，捣毁它的玻璃花窗，砸坏它用装饰图案与铸像编的项链；
它们憎厌主教冠、王冠，便搬去雕像；最后是时尚，越来越愚蠢荒唐的时尚，从“文艺复兴”那辉煌然而混乱的偏向开始，接二连三，把建筑艺术引向必然的衰落。时尚比革命危害更大。它们在形式与象征，逻辑与美方面诛杀艺术，以锋利的刀刃捅进艺术活生生的肌体，攻击它的骨架，切割、肢解、谋杀建筑。
然后，它们另辟蹊径，分庭抗礼，其狂妄至少是时间与革命所无的。它们肆无忌惮，自以为趣味高雅，在这哥特式的建筑物伤口上增添难看的短命的庸俗装饰品，什么大理石飘带、金属球、卵饰、涡形饰、环形饰、螺旋形饰、帷幔、花环、石制的火焰、青铜的云雾、肥胖的爱神、臃肿的小天使，如真正的麻风，先在卡特琳·德·美第奇的祈祷室破坏艺术，损毁它的容颜，两个世纪之后，杜巴里客厅也受尽它们的折磨，痛苦而亡。
况且，巴黎圣母院绝非那种可称为“完整，定型，已归类”的纪念性建筑物。它已不是罗曼式教堂，也不是哥特式教堂。它不属于任何一种类型。巴黎圣母院不同于图尔努斯修道院，有半圆拱建筑物共有的特点：庄重，厚实，笨重的外形，宽大的圆顶，光溜溜，冷冰冰，朴素中显威严；
它们更多是主教的作品而非建筑师的作品，它们是建筑艺术发生最初变化时的产品，烙着后期罗马帝国至征服者威廉时代那种神权与军事纪律的印记，也不能把我们的这座教堂归入另一家族：它们高耸入云。以彩色玻璃窗和雕像为装饰，外形尖峭，设计大胆。政治上它们是公社和市镇的象征；作为艺术作品，它们的风格自由，任性，奔放。它们是建筑艺术发生第二次变化时的产品，不再寓意难解、一成不变、僧侣气浓了，而是讲求艺术、逐步改进、富于民间气息。
这一段时期始于十字军东征归来，结束于路易十一时代。巴黎圣母院不是第一类纯罗马式教堂，也不是第二类纯阿拉伯风格的教堂。
巴黎圣母院尤其是这一变种的奇特产品。这座可敬的纪念性建筑物的每一面，每一块石头，不但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一页，而且是科学史、艺术史的一页。在巴黎众多的古老教堂中，这座总教堂与始祖教堂是神话中那头狮首、羊身、龙尾的怪物，长着这一座教堂的脑袋，那一座教堂的四肢，又一座教堂的臀部，所有教堂的某部分器官。
伟大的建筑与大山一样，是几个世纪形成的作品。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艺术已发生变化，而建筑尚未竣工，就如一句拉丁话说的，停顿导致中断。人便按变化了的艺术继续从容地施工。新的艺术紧紧抓住它找到的建筑物，嵌进里面，与之融为一体，随心所欲地发展它，条件许可时便完成它，顺理成章，不慌不忙地完了事。没有骚乱，无须努力，未遇抵触。这是突然而至的嫁接，循环不已的活力，再生的植物。几种艺术在同一建筑物的不同高度相继焊接，诚然可供丰富资料去撰写好几部厚书，甚至撰写人类通史。它们是作者为无名氏的伟大作品，没有记载人、艺术家、个人的功绩，它们是人类智慧的概括与总结。时间是建筑师，人民是泥水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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