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祺走了七年了。一 代散文大师在北京突然去世的噩 耗是从董乐山兄的来信中得知的。乐山当时为肝疾所苦，“心绪不定,”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一日信上说﹕“不过过了七十，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 ，你的老同学汪曾祺已于五月十六日逝世，我是看报才知道的, 剪下给你一阅。”报上登的是曾祺的恩师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像曾祺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没有了。”
回想九零年七月 离京来美前曾专程到曾祺家去辞行，约好回国后好好喝两杯，“忆苦思甜”。谁料到，几年来欲归无计，当年辞行竟成了诀别。不到两年以后，乐山本人也因肝癌含恨而终。关山间阻，亲故凋零哭亦迟，真不知言从何起。
从头说起吧。一九三六年春，我在扬州中学读完高一，到镇江参加集中军训，和镇江中学的汪曾祺、苏州中学的赵全章编在同一个中队。三人同年，都是十六岁，三个月同吃、同住、同操练，简直比亲兄弟还亲。三年以后，三人都当上了流亡学生，竟又都考上昆明西南联大，全章和我读外语系，曾祺读中文系。三人同住大西门外新校舍一栋宿舍，踫巧三人又都爱好文艺，“臭气相投”，朝夕过从。
每天课后，我们仨就带着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上附近的文林街泡茶馆，一边喝茶，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边看书，聊天儿，或是写点儿什么东西。谁写好一篇，就拿出来互相切磋，曾祺的文采从一开始就让我们俩叹服。我们最早的习作就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投给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居然一篇篇小诗小文都陆续登出来了。家山万里的穷学生，经常饥肠辘辘，一拿到稿费就直奔文林食堂“打牙祭”。有时深更半夜还冒着雨到翠湖去逛荡，享受免费的湖光夜色。那些日子，相依为命，乐在苦中，几乎有点儿“乐不思蜀”了。
二
一九四三年秋，我离开昆明来美，八年以后才在北京重逢。虽说彼此都在一个城市工作，其实咫尺天涯，也难得见上一面。后来，我和曾祺都中了“阳谋”，更是从此天各一方，一别就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一九八0年再度北京重逢，彼此都到了花甲之年，开始体味“见一次少一次”的道理，便想方设法见见面，喝上两
杯，天南地北神聊上半天，但毕竟还是离多会少，无可奈何。
于是，我要曾祺给我画一张画，挂在家徒四壁的屋里，这样就可以每天见画如见人了。他的名篇《昆明的雨》是从这张画说起的﹕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著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 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 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美。”
曾祺说，“我的画，遣性而已，”友人索画，随手画了就奉送。这张画，不仅“想了一些时候”， 而且题词显然还留了底稿，足见他是郑重其事的。仙人掌悬空倒挂在右边，左边是四行草书题词，仙人掌下面又有一行半写作画缘起﹕“宁坤属画，须有昆明特点，作此图。”左下还有三行小字﹕“一九八四年三月廿日，是日大风，不能出户，曾祺记。”题词下面画著四朵昆明特有的香菌。这幅画，从构思到画面布局和题词，处处可见匠心，淡泊宁静，炉火纯青，无疑是曾祺画中的精品。
曾祺在文中又说﹕“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著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我不禁纳闷儿，他为何要如此表白？ “文革”浩劫已经过去多年, 难道他还心有余悸，怕好事者说他不是写实，而是别有用心吗？
又隔了几年，他在《自得其乐》一文中写道﹕ “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原来如此！那么，这幅画固然是“写实的”，是否同时也“抒感慨”呢？是否也是为久经倒悬之苦而犹能存活开花的一代人的写照呢？
三
一九九四年冬春之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客，客中寂寥，十分想念都中故人，给曾祺写了封信，久未得覆。我俩当时都已“过了七十”，我下意识中可能也嘀咕“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便给南京的一位作家朋友写了封信查询。朋友回信说，“汪曾祺现在大红大紫，要出全集，哪有功夫为你浪费笔墨。”我难以置信，四月下旬又给曾祺一信，探听究竟。并说，他给我画的昆明风情留在北京家中，客中孤寂，可否请他再给我画张画，写几个字寄来，以慰相思。五月十二日接来信，拆开一看，竟是我十二月十五日原信，连信封和附件在内，并无他本人只字，深以为怪。次日，得五月六日信，挂号，附字画各一件，大喜。信上说﹕“四月廿五日信收到，前来信，因为把
你的地址搞丢了（我这人书信、稿件向来乱塞），故未覆，与‘大红大紫’无关也。”我眼前出现了他北京蒲黄榆家中那张小书桌，上面堆满了文稿、书信、字画，如见故人。
曾祺是画花卉的，这幅画的是“丁香结”，题词是﹕“此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眼镜不知置于何所只能沿着感觉摸索为之以寄宁坤，” 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未完待续）
（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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