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痛彻心扉的，当是他的母亲。因为她活着，而她的儿子死了，他只有55岁。那将是她余生永恒的伤痛。每一夜，走进母亲梦里的，绝不是世人眼中的文化英雄，而是在襁褓中、在百草园、在故乡的乌篷船上离家远行的少年，但他永远不再回来了！
对母亲而言，他有什么丰功伟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活着。提及儿子的死，她总是哀怨不已。在她眼中，儿子不是成心与人为敌——大先生在写文章骂人之前，已经被气得死去活来，不得不还击。
很多年后，从西安到北京，看尽世态炎凉，重读鲁迅先生的一生，尽管我能理解一个母亲的哀伤，但我并不为他的英年早逝悲痛，倒觉着他早点死了也好。活着之于他，何尝不是一种折磨？据许广平女士回忆，她经常半夜起来，发现鲁迅先生孤独地平躺在地板上，关着灯，拥抱着他的，只有无边的黑暗。
他在年轻时立下的宏愿——用笔去改造国民性，也许在晚年，变成了一个令他绝望的无聊童话。类似马相伯先生，他像狗一样为这个民族呐喊了几十年，事实证明，一切只是枉费心力。这个民族绝不会因为他的呐喊去反省，更没有人因为他的批判改过自新。尽管他耗尽平生心血，但没有真正唤醒谁，也不可能唤醒谁！
即便被他寄予厚望的新青年，貌似觉醒了，很多人也不过是换个马甲继续苟且，甚或以自欺欺人的觉醒姿态胡作非为，比前辈更坏更蠢更不可理喻。郁达夫先生曾说，有些年轻人攻击鲁迅，就是为了出名，也确实有人靠这出了名。而这些鄙陋的青年，有多少不是读了鲁迅适之诸先生的书自以为觉醒的？可觉醒了不去跟民族的敌人战斗，而是蝇营狗苟，为一点私利不择手段，甚至恶毒地攻击曾帮助自己成长的人！
鲁迅先生以前大概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鼓励他们“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但后来也失望了，甚至对很多自以为觉醒的新青年充满厌恶，骂他们“无自知之明”，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化论在中国是反向的——一代比一代势利，一代比一代更坏。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最崇拜鲁迅先生，他说，自己在鲁迅的文章里只读出两个字“绝望”！我有两套《鲁迅全集》（精简装），从少年时就不断阅读它（翻译作品除外），起初在他的笔锋间，读到了文化英雄的壮怀激烈，当我不再年轻的时候，似乎才真正读懂了他，如大江健三郎所言，就是绝望，痛彻骨髓的绝望！
作为旧时代、旧文化的叛逆者，鲁迅先生是不会为它们的徒子徒孙绝望的，那只会激励他的斗志。在这一点上，他显然不是陈寅恪，也不是王国维。真正让他绝望的，是他深处其中为之苦斗一生的扭曲的社会，是那些他曾寄予无限希望的人。
所以，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表示一个都不宽恕。但他没告诉我们，最不愿宽恕的是谁？是赵太爷，是阿Q，是假洋鬼子，是形形色色的敌人，还是貌似朋友的更坏的敌人？我想他最不能宽恕的，是他自己。他付出所有心血换来的，只不过是所谓“民族魂”的虚浮招牌。他念兹在兹的祖国依然在沉沦，他寄予希望的人依然在前赴后继的堕落，他成了个人抑或民族宿命的游魂野鬼，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梁漱溟的父亲在自杀前，曾问自己的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鲁迅先生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大概也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些人会好吗？
很多人认为，鲁迅先生太过尖酸刻薄，临死前竟然一个都不宽恕（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他也就是貌似尖酸刻薄罢了。在内心的最深处，他是一个柔弱的人，一个宽厚的人，一个慈悲的人。但人们只看到或只愿意看到他的愤怒，刻意忽略了他的宽厚与慈悲。时髦的新青年们更需要他扮演狼狗的角色，满足他们情感宣泄的需要。“杀君马者道旁儿也”，这是蔡元培先生的悲哀，也是鲁迅先生的悲哀！
鲁迅的文章很犀利，所谓如投枪匕首，但仔细琢磨，会发现他的宽厚——一切不过是文化与制度批判罢了。就算是针对他的论敌，最严厉的批判也不过是“正人君子、绅士、叭儿狗、资本家、才子加流氓”等等冷嘲热讽，很少抱着恶毒的心态置人于死地。在貌似“张牙舞爪”的后边，依然是一个旧传统锻造的谦谦君子。
但那些攻击他的人，就没那么厚道了。他们送给鲁迅先生的帽子，都是刀刀致命，比如“赤色作家、汉奸、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等等，甚至造谣他去了莫斯科！文化论战，怎么能动辄扣如此骇人的政治帽子？说是文人，其实比政治流氓还阴险恶毒。
最热闹的，是鲁迅先生与梁实秋的论战。鲁迅先生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话说得很难听，但也就是价值观之争——对梁实秋伪精英的谬论，换了我，一个乏远远不够，而应该是乏乏乏走狗才贴切。但一贯温文尔雅的官二代梁实秋先生，就没那么君子了，直接指控鲁迅先生拿了某某党的卢布！显而易见，这已经不是思想辩论，而是举起马头大刀，要别人的命。
略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上世纪20、30年代，国共斗得你死我活，多少人因为沾点红，脑袋像西瓜一样被切掉。竟然拿了某某党的卢布，彼时彼刻，下场可想而知——就算脑袋保住了，也要把牢底坐穿！一个人该有多恶毒，会用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指控别人？好在是鲁迅先生，早年曾跟革命党混过，如果换了别人，蒋委员长会让他好好活着吗？更别谈吃饱肚子继续骂娘了！
毋庸置疑，鲁迅先生在晚年是同情红色革命的。作为瞿秋白先生的好友，曾写了“人生第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清何溱语）相赠。但也只是一个学者的个人价值判断，根本谈不上跟谁是一伙的。可中国人就喜欢站队或被站队，即便如白璧德的弟子梁实秋者，也不过如此。时至今日，很多人似乎在这方面玩得更过火，更不入流。
还是适之先生厚道。四九后他流落异乡，随后周老师被封神，胡老师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海外有些人包括胡门走狗很不爽，对鲁迅先生口诛笔伐，但胡先生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诸位不要忘了，鲁迅曾痛骂胡先生“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蒙着公正的皮，催人呕吐”！
什么是档次，什么是胸怀，胡先生做的就是！尽管观点有时相左，彼此甚至口诛笔伐，但他们始终都是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这份伟大的情怀，岂是庸俗文人口水贩子所能理解的。
不管你认不认可鲁迅先生的价值判断，他只是做了自己能做或愿意做的。就算作为文化战士，他确实听从过某种号令，也绝非来自某人或某党，而是根源于他自由的灵魂，根源于他挚爱着的祖国的召唤。为此，他永不停歇地寻找着希望的新路，以求拯救在苦难中挣扎的民族。
在鲁迅先生晚年，他被认为是左翼文化阵营的领袖。至于他是否很享受这个高帽子，不得而知。但他加入这个圈子是真诚的，希望以此来推动国家的进步。而把他气得死去活来的，也许就是来自所谓同一阵营的冷枪暗箭。在有些人看来，文学也好，文艺也罢，不过是工具罢了。谁背离了这一原则，谁就是敌人，对敌人绝不能客气。凡此种种，当然跟鲁迅先生一贯的立场大相径庭。
鲁迅先生又被供起来享受革命青年的香火，只是他的精力已被耗尽，人生已走到尽头。他曾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种地步”。当他饱受所谓战友和敌人的恶毒攻击后，该是彻头彻尾地信了吧。
鲁迅先生之所以被颜色各异的人误解、攻击，在我看来，正是他的独立性，也就是适之先生所谓“我们的人”。而在泛政治化的社会里，在立场先行的时代，保持独立性就要付出沉重代价。每个人都喜欢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给别人贴上标签，玩党同伐异的把戏。喊着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口号，把真正能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赶尽杀绝！这种令人作呕的恶习，大概过上一万年，也是改不掉的。
多年以后，那些被鲁迅先生唾骂的文人学者以及徒子徒孙，完全置人格尊严、是非黑白于不顾，来了一场群丑烩。早上你莫名其妙揭发我，晚上我莫名其妙揭发你；早上你把我整爬下，晚上我把你踩几脚……整人时肆无忌惮，被整时哭天抢地。试问，谁没挨过整，谁又没整过人？如果鲁迅先生活着，看到这一幕，大概是不会吃惊的——文人无行，不过如此，如此而已！
好在他已经死了，不用再继续欣赏他并不陌生的一幕幕丑剧了，不用再为世道人心痛心疾首了，不用再唠叨“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了。他已经殚精竭虑，他不可能改变什么，在一个合适的时候死掉，也算是上天对他的眷顾。想做一个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立于天地间，在这片土地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无论过去，还是将来！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有所谓铁屋子的比喻。我想他是错了。聪明的人本来就醒着，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只是装睡而已，根本不需要唤醒；至于蠢货，睡死了的，你永远也叫不醒。就算为数不多的蠢货受了刺激，装着醒了或自以为醒了，但蠢货依然是蠢货（甚或更蠢），也不会去干正经事，倒不如继续睡着得好！
鲁迅先生的绝望，适之先生晚年的困惑，也许就是因为不懂或不愿懂这个残酷的道理。他们始终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只要人改造好了，就可以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可问题是，人真能改造好吗？但我能理解他们的奢望，因为大家都真切地爱着这片土地，即便是虚妄，也总要抱持某种希望——后来的人，总会比我们好一些吧。
愿鲁迅先生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得到真自由，如他所愿的活着。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他，甚至继续向他扔臭狗屎，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如同适之先生，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这片土地。他们已经竭尽心力，至于大地上丛生的是毒草还是香花，那是后人的事，跟他们无关，不用负任何责任！
前几日，我买了一束花，去宫门口二条19号祭拜鲁迅先生，但在故居门口，突然不想进去，在胡同里徘徊很久，随后离开。在回来的车上，望着二环路拥挤的车流、暧昧的灯火，想了很多。
鲁迅先生是独一无二的，这世上不会有鲁迅第二，也不可能有鲁迅第二。他只是他自己，如一座高山，孤独地矗立在人类的文化史上。自近代以来，如果非要选一个值得全人类敬仰的中国作家，那一定是鲁迅先生，他死于1936年，那一年他55岁。
辛可写于北京东二环
作者介绍：辛可，学者、作家。出版有《逼下梁山》《斯文扫地》《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等著作。微信公号xinke9199，私号xmy1305。
（因版面所限，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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