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没有多少话要说。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活着来到她们面前，这就够了。其余的就意在不言中了。下午，他们陪我到附近的陶然亭公园去散步，离半步桥也不远。我一点也不“陶然”，只能和亲人一起欢庆我从死亡的阴影里归来，明媚的阳光闪耀着新生活的希望。
7月2日，我搭一班早车回天津，当天又搭夜车去合肥。那是我先母的故乡，我仿佛又要回到黑暗的子宫，从头开始生活。7月4日中午到达，我走进候车室，拖着我的行李和两条浮肿的腿，汗流浃背，倒坐在一条肮脏的长凳上。等了几分钟，只见怡楷急匆匆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但是你终于回家了，我太高兴了。小丁丁着急等着再见大爸爸哩。” 我盼星星盼月亮等这个团圆的时刻，现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多年离别，受苦受难，我们俩又在一个新城市来到一起。我心潮起伏，如果我开口说出我的感受，我一定会放声痛哭的。我只轻轻地说：“终于回家啦！” 怡楷见我热得累得不行，又跑出去给我买了两根冰棒。然后又跑出去雇了一部双座的三轮车。等我吃完冰棒，我俩就坐上三轮，在灼热的阳光下前往安大校园。一路上，她告诉我，她好不容易才请下假来接我，部分原因是我的电报没有签名。我咕哝道：“省几分钱买根冰棒。”她说：“我理解。但是他们看事情总不一样。我的顶头上司‘ 小辣椒 '质问我：‘你怎么知道电报是你爱人发来的？他在接受劳动教养，是不是？他怎么可能突如其来就来这里？逃跑还是什么？你不能借口有一份没签名的电报就请两个小时的假。上个月你刚去看过他，超了假。上次小组批评会上，你答应弥补损失的时间。现在你却又要去逛荡了。 '我走投无路，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一个党员干部求情，答应他如果接不到你我晚上加班。他们处处给我颜色看。但是我真开心，我那次深入虎穴不是劳而无功。”
两间小屋子比“栗子壳”大不了多少，但是我自视为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因为我又和妻子、儿子在一起了。不过，我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上午，怡楷带着我的保外就医证件去保卫科给我报户口，却被复员军人史科长拒绝了，他说材料不够，必须有更正式的文件和我的人事档案才能申报户口。如果月底以前收不到材料，我就得回劳改农场去，否则就作为逃犯送交本地公安部门。怡楷问他公家是否可以给农场发个电报索取有关材料，史科长驳斥道：“难道你认为我们吃饱了饭没事干，专门发电报帮忙把一个罪犯留下来？”外语系领导的意见也一样。走投无路，我只得起草一份给农场人事科的电报，为了把事情讲清楚又不得不写长一些，由怡楷自己掏腰包去发了，希望能让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僚主义挪动得快一些，不致误了史科长任意规定的期限。在等候发落的期间，我常做恶梦，或是被当做逃跑犯五花大绑押解到一个边远的新劳改营，就像兴凯湖放猪的小陈那样，或是用华尔让的黄护照到了一个法国小城镇被赶进狗窝。这种提心吊胆的等待毒化了我们团圆的喜悦，直到月底最后一天，保卫科科长才不经意地告诉怡楷我的材料都到齐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材料早在我到达后几天之内就寄到了。可是科长大人故意把我们蒙在鼓里，作为对阶级敌人进行的无止无休的神经战的一部分。
每想到华尔让出狱后处处受到歧视的悲惨遭遇，我就很不愿意在安大校园里抛头露面，只得“深居简出”。后来，经不起怡楷再三再四催我尽快去看病，一周之后我终于走出家门，到卫生科去求医。一路上，对面走过来的人瞪眼看我，满脸惊愕的神色。到了卫生科，一位医生轻而易举就诊断我患有严重浮肿和肝肿大，随即开了处方：维生素乙1一瓶、白糖一斤、黄豆一斤。我向医生致谢，因为我知道这些正是我需要的，而到黑市去买要花很多钱。不料，等我拿着处方去药房，女药剂师盯了我一眼，跟我要医疗证。她轻而易举就弄清我的身份，顺手把处方撕得粉碎，扔进字纸篓。
为了补充我配给的山芋乾、玉米面、高梁面，怡楷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到市内的食品黑市去找便宜货。当初关在农场，我还能靠自己劳改所得养活自己，每月还能省下几块钱。现在说起来是“自由”了，其实只是挨饿的“自由”。我成了怡楷“养的汉子”。要养活一家三口，她不得不计算她每月五十九元收入的每一分钱。平均每天合一百九十六分，除去房租、粮食定量、水电、家具租金、幼儿园学费、一丁医疗费、工会会费等等，就所剩无几了。靠宁慧每月支援我三十元，我们可以从黑市补充一些植物油、鸡蛋、红糖、大米，和少量猪肉。鸡蛋一般要卖六毛钱一个。有一个星期日，怡楷从外面采购回来，用一条手绢包着四个小鸡蛋。她高兴地说：“一块钱四个，真便宜！丁丁，今天中饭可以吃炒鸡蛋啦！” 一丁高兴极了。没想到，她把鸡蛋往碗里打的时候，一股臭气冒了出来。一丁大叫：“好臭！好臭！” 他妈急忙走出去，把臭东西倒进垃圾桶。“你这坏蛋！你这坏蛋！ ”她咕哝道，仿佛在责备一个看不见的人影。
后来，我稍好一些，可以骑我们当年在天津买的那辆旧英国自行车出去，我也偶尔去逛食品黑市找便宜货。看到白面花卷和熟肉，我馋得口水直流，可是我只买得起一毛钱一根的小豆冰棒，在寒风中解馋。还有一次，碰上一个小贩兜售一筐又大又红的苹果，我马上想起在北京动物园一丁被大象卷走的苹果。小贩叫卖道：“大苹果一元一个，又脆又甜，真便宜！” 我对自己说：“你一定得给他买一个。别舍不得！”这价钱让我发憷，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掏出了一张一元的票子。一丁一拿到苹果就欢喜得直喊“大红苹果！好香啊！”他咬了一口，我急切地问他：“甜吗？” 他咕噜道：“甜倒还甜，就是味道好像棉花一样。”显而易见，没有什么法子补偿他失去的金苹果了。
我的病体逐渐复原。为了减轻怡楷的负担，我也学着做一些家务事。最难的活儿是用旧报纸和劈柴生煤球炉，需要的时候把火搞得大大的，晚上把火封起来过夜。我往往要搞两三次才能把炉子生着。做饭需要好火的时候却往往看不见火苗，不管我怎样用我们的破巴蕉扇拼命煽。有时，一早起来，发现炉子没有一点热气，我的心也就凉了，如同在劳改营发现一个长期挨饿的难友在夜间熄灭了生命的火焰。碰上这种情况时，一丁就从他每月半斤的“儿童饼干”定量中带上几块去上幼儿园。怡楷干脆“枵腹从公”。
合肥的溽暑是令人胆寒的。我们的两间小屋子，白天热得受不了，夜晚闷得喘不过气来，蚊子成群，一丝风也没有。我们尽力用配给的大巴蕉扇扇风，赶吸血鬼。时间一长，汗流得更多，我们只得躲进蚊帐避难。人泡在汗水里，无法入睡，我就给怡楷讲一千零一夜北大荒和清河大狱生与死的故事，同时纳闷儿我们会有怎样的未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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