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庞：“我们必须接受人类本性原来的样子”

我们在本书中研究了历史上重大的革命，但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充分证明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大众心理学定律：群众冲动而懦弱，他们总是被一小撮领袖控制，并且常常做出同他们个人意愿相违背的行为。保王党人控制下的制宪议会摧毁了古老的君主制；人道主义的立法议会纵容了九月屠杀，也正是这群爱好和平的人把法国拖入了一场最可怕的战争。在国民公会当政期间，类似的悖论更是比比皆是。

国民公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痛恨暴力；作为多愁善感的哲学家，他们热烈地呼唤自由、平等和博爱，但却是以最可怕的专制而告终。 同样的悖论也出现在督政府统治时期。一开始，议会在意图上是极为温和的，但他们却不断地通过血腥的政变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希望重建宗教和平，但最终却把成千上万的牧师送进了监狱；他们打算在法兰西的废墟上重整河山，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徒然增加了废墟的数量。因此，在革命时期，人们的个人意志与他们所组成的议会的行为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真实的情况是：投身革命的人常常会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支配，使他们身不由己。尽管他们相信自己是按照纯粹理性来行动的，但实际上，他们接受的是神秘主义、情感以及集体要素的影响。他们自己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点，而我们也不过是直到今天才开始理解的。人的智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取得进步，也就为人类开拓了一个光明的前景；然而，人的性格、精神的真实基础及其行为的真实动机却很少发生变化。虽然可以暂时将它压制住，但它很快又会再次出现。我们必须接受人类本性原来的样子。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不甘心接受人类本性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试图以理性的名义来改造人和社会。任何一项以此为使命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那些声称能够改变人性的理论家们，必然要动用一种超过以往任何一位暴君的权力。

然而，纵使他们拥有了这种权力，纵使革命军队取得了胜利，纵使他们用尽了严刑酷法和接连不断的镇压，大革命留给人们的却依然是一堆又一堆的废墟，并且最后不得不以独裁统治而告终。既然经验对于教育人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样一种尝试就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没有大革命，我们恐怕很难证明这一点，即完美的理性并不能改变人性，因而，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根据立法者的意志进行重建，哪怕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

大革命是中产阶级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发动的，但它很快就演变为一场大众运动；同时，它也是一场本能对抗理性的斗争，一场旨在推翻那些使野蛮变成文明的种种约束的叛乱。正是借助人民主权的原则，改革者们才试图将他们的教条强加于人。在领袖的引导下，人民不断地干涉议会的决议，并犯下最残忍的暴行。

在本书中，我们绝没有低估大革命在争取人民权利方面所取得的某些成果的重要性。然而，和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成果是以废墟和流血为代价的；它们本来可以在稍晚的时日里通过文明的自发进程毫不费力地获得。为了赢得这几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物质灾难和道德瓦解啊！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承受道德瓦解的后果。载入史册的那些残忍暴行将很难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至少今天还没有。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更愿意采取行动，而不是思考。对于哲学家们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他们不屑一顾：那种连物质的本质特征还没有弄明白的空洞思考，怎么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呢？ 敏于行动当然是一件好事，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行动的结果，但只有受到恰当指引的行动才是有益的。大革命时代的人都是对行动的重要性确信无疑的人，然而，他们却把幻想作为行动的指南，结果导致他们走向了灾难。对事实不以为然的行动常常是有害的，它声称要剧烈地改变事件的进程，但人们不能把社会当作实验室中的仪器来做实验。我们所经历的政治剧变向我们表明，为这样的社会错误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 虽然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是极为明显的，但许多不切实际的灵魂，在他们梦想的刺激下，正在盼望着它卷土重来。极权主义正是这种希望的现代版本，它将是向低级进化形式的一种倒退，因为它抽取我们行为的最伟大的源泉。它用集体的主动性和集体责任取代了个人的主动性和个人责任，从而使人类在价值尺度上倒退了若干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