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贤的妻”不是定位一位逝者的合适标题

著名作家、戏剧家和翻译家杨绛女士辞世，马上引来了媒体和许多网友的哀悼。朋友圈里，循例升起点点烛光。不管有没有读过她翻译的煌煌巨著《堂吉诃德》，以及她晚年真情流露的散文集《我们仨》，各种真假版本的“百岁老人语录”，都以心灵鸡汤的方式蔓延散播开来。

“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这是钱先生对妻子的褒扬，夫妻之间的私下评价，这很平常。但把前一句省略，只留下后一句，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和学者一生的公共角色定位，实在是莫名其妙。而且，世人只知“最贤的妻”，却不见得知道这句话是在怎样的情形下说出来的，杨绛反过来又是如何评价钱钟书。抗战的八年，杨绛在小学教书，一边写剧本贴补家用，凭《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几部剧作饮誉上海，可以说，成名比夫君更早。用杨自己的话说，钱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当然，这句话带有几分玩笑性质。即便在那样困顿的岁月里，杨珍惜夫君的才华，主动揽下养家糊口的重担，才有了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谈艺录》《人兽鬼》，以及《围城》。世人偏爱杨绛晚年忆述家庭生活的文字，以才子佳人、红袖添香的刻板印象，来包裹杨绛的一生，忽略了她作为独立的个人，在事业上曾经的巨大成就，实在有失公允。

而今，像杨绛一样，以“先生”为称谓的一代名人，很多都去世了。如何避免以这样那样的标签，还原知识分子个人历史的原貌与复杂性，重塑社会对逝去公众人物的感受力，这都是需要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