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江湖事（四）

孙郁：我跟你同感，我当时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看过鲁迅1万4千册的书，我一看藏书就傻了，也带莫言去看过。鲁迅的书里，音韵训诂的东西特别多。因为他要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研究字体变迁属于研究汉字的变迁，所以收集了大量的汉砖、瓦当及汉代造像，他给北京大学设计的校徽就模仿的是战国瓦当。他还收集有地下出土的汉代造像，以发现中国字体、字形的变化。他懂经世学，我不懂，为此专门补了几个月的课。鲁迅为什么研究经世学？他给中国历史留下来的东西，很多是《二十四史》里的，很多不可信，民间留下了很多信物和好玩的东西。他对野史、文献比较感兴趣。这是我看他书惊讶的一个原因。

他的藏品里有佛经，对中国传统汉译佛经有兴趣，也有日文版和德文版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还有日本人、德国人的各种考古报告，罗振玉、王国维的书能买到的他都买到了。晚清时敦煌及甲骨文的发现，使学界研究的路径一下有了变化，尤其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研究，鲁迅特别关注这些，在他的日常文章了偶尔提到这些人，他欣赏王国维，对罗振玉有微词，但鲁迅作为搞文学的人对考古学兴趣这么大，说明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学问、修养不得了。前些年我提到日本的木山君看罗振玉收集大量古代文献的展览，我有很大的感慨，鲁迅同时期的学人所做的工作对文化研究贡献很大，吸收同代东西。过去研究、读书都不太知道这些背景。作为一个小说家、杂文家和作为文学界的引领者，背后有这么丰富的存在，鲁迅的暗工夫是现在作家和学人很少有的。

陈丹青：鲁迅的水很深。但另外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我读的这些传记里的人都不提到鲁迅，显然在他们的记忆当中都是老了以后才写，鲁迅不是他们想写的那个人，然后他们就不写。这是一个。问题是你在鲁迅的书里，如孙郁刚才说的，鲁迅看了那么多书，但当他谈起罗振玉和王国维时，一两句就过去了。我画过王国维，所以读了各种书，其中有本书很有意思——集中了王国维跳湖以后，十来天里各种报纸文人对王国维死的评述，各种说法都有，老派、新派、左派、右派都有，鲁迅写了很短的一句话，“他太老实了，老实得像火腿一样”。我很喜欢鲁迅这句话，语带同情和讥讽，既尊敬他又同情他，“何必如此”，殉道也好、殉清也好，殉罗振玉也好，没有把意思说出来，就说这样一句。我对这句话很熟悉，因为我喜欢浙江人，我母亲那一代是浙江人，知道是什么意思，老实得像道林纸一样，一下就倒下了。我听到这句话会想起小时候舅公、爷爷、外公讲的话，他们总是用实物、动物形容一个很大的事情、形容人，我从小在这种语言中长大，所以看鲁迅的书特别有快感。今天这种语言消失了。

鲁迅不提到罗振玉和王国维，很多人都不提，会骂两句胡适，但也不多提胡适，此外胡适周围的年轻人，比如傅孟真，几乎不提。这牵涉到对鲁迅的咒骂，鲁迅不但是个汉奸，从来是封建余孽，而且反对宪政。这非常冤枉，但很有意思，鲁迅当时不参与很重要的争论，他就是冷说冷话。“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全国一片主战，非常激昂，尤其是学生，左翼右翼都一样，逼着蒋介石跟日本人打。一帮头脑清醒的人从美国、日本回来，就对蒋廷黻、胡适说不能乱来，打的话国家真的就要亡了，我们这点军队，连飞机都没有，跟日本人一碰就完蛋。但中国民族主义这一百年来是经常起伏的狂热思潮，蒋廷黻就办他最为重要的杂志——《独立评论》，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任何一派，每个参与撰稿的人互相骂，互相不同意。蒋廷黻不同意胡适，丁文江不同意谁谁，一帮书生以自己的国外知识对国内情况进行判断。这里面没有鲁迅，鲁迅根本不参加这些，而且语带讽刺，说一帮自由主义的先生们留洋回来又在那里谈自由了。此外还有好几次争论，都是事关国家危亡，事关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他们不参加争论，然后放几句冷话。对宪政也是这样，很早就看透了，只是换总统、换旗子、换说法，这在中国没有用。所以鲁迅跟许广平谈恋爱时写私信就说，中国什么主义都没有用，中国人不变，民族性不变，臭脾气不变，什么主义都没有用，你别听他们讲。鲁迅是非常消极悲观的人，同时也是非常清醒冷静的人，你们从英美留学回来，读过杜威的书就非常牛气，但他都冷眼旁观而不附和。当时一帮知识分子看到他，既讨厌又拿他没办法，尊敬他，因为文章实在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