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美人”的中国情结

大约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期，我的一个美国朋友贝蒂从北京来看望我。那时尚没有像现在各大城市那样满街都是招手即停的出租汽车，出门除了骑自行车外，只能乘公共汽车。我们俩一起去看一场英国芭蕾舞团的演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后，售票员一见到她便脱口而出：“啊！你是美籍华人！”自从中国对外开放后，有不少久居海外的华侨回国探亲和旅游，他们被统称为美籍华人，指入了美国籍的中国人。贝蒂听到后更正说：“不，我不是美籍华人，我是华籍美人！”售票员一听便笑着说：“哈哈！你是‘滑稽美人’？”引得全车的人都笑了起来。此后，我的亲朋便都戏称她为“滑稽美人”了。

话要从三十年代说起：当时在广州，有一所美国教会创建的岭南大学。每年与美国某几所大学有交换留学生的项目。贝蒂有幸被她原就读的美国大学派到岭南大学学习一年，回美后再继续她的学业。她学的专业是营养学，毕业后到美国中部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任营养师。

1917年，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创立了一所医学院Pekiug Union Medical College,即协和医学院，是当年中国医学水平最高的一座医学院。学生在该院毕业后，再被派送到美国深造，从而培养出了各科一流的专家。

学习外科的翰从协和毕业后，正巧被派到美国贝蒂工作的那家医院。三十年代，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不多，尤其是在中西部。贝蒂曾在中国学习过，遇到了一个中国来的实习医生，自然备感亲切。而另一方面，翰远渡重洋，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难免孤寂，于是，两人间迸出了爱的火花。

两年后，翰学习期满，即将回国。其实他在国内早已结婚，并已育有一子一女。他在临行前发誓回国后即与妻子离婚，然后接贝蒂去中国，两人便依依惜别。

但是好事多磨，翰回国后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贝蒂苦等了许久，等不到他的音讯。好在中国对她并不陌生，便毅然登上了一艘去中国的海轮，经过一个月的颠簸，经上海辗转来到北京。

翰对贝蒂的到来简直不知所措。因他回国后压根儿就没有敢向妻子提起过在国外的这段婚外情，更不敢向她要求离婚。他出身农村，妻子属于同村一个天主教家庭。翰就是靠她家的帮助，由教会出资念完了小学、中学，后来一起进了协和医学院。没有妻子，就没有他的今天，他怎能忘恩负义？

翰只得对妻子谎称贝蒂是他在美国医院进修时的同事，到中国来是准备进协和找工作的。好心的妻子根本被蒙在鼓里，还热情地接待她在家中住下。

但是贝蒂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不弄个水落石出，怎甘罢休？可是在翰的家里，不能向他发作，只得不断地到医院去找翰，迫他离婚。纸里包不住火，何况翰的妻子也是协和的医生。最后翰只得以他们的一儿一女均为聋哑儿为理由而提出离婚，但是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妻子，认为这并非她的过错，是神的安排，坚决拒绝离婚。当时，协和医院的各科主任，均由美国人担任。当翰的主任得悉了贝蒂的情况后，大为恼怒，认为翰的作为，是欺骗了他的同胞，便将翰开除了。最后翰只好带着贝蒂到天津作私人开业医师去了。

不久发生了珍珠港事变。协和医院遂即被日本人接管，其中的中国医生也不得不离开，而天津的英租界亦被日本人占领。所幸的是贝蒂由于“丈夫”是中国人，没有将她和其他美国人一起送至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去。在日寇的铁蹄下苦苦熬过了四年，终于迎来了胜利。
从协和出来私人开业的大夫们，这时都成了各科的专家。当时为各权贵要人们看病做手术，皆以美元收费。翰的收入也颇丰，房子有了，汽车也买了。翰虽未能和妻子离婚，但贝蒂已陆续生了五个儿女，他俩的关系也早已被大家默认了。北京的两个聋哑子女，有时也来天津探望父亲，而贝蒂的孩子们也愿意去北京的中国妈妈那里小住。

一九四九年建国后，政府号召妇女是半片天，不但年轻姑娘都要工作，连一些老大娘也都走出了家门，干起了街道工作。而贝蒂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怎么能在家当家庭主妇呢？另一方面，翰也许由于出身贫苦，虽然生活富裕了，在金钱上仍较吝啬，贝蒂想要买些生活用品，都必须向他伸手要，颇感经济上不独立的苦恼。再加以政府只允许一夫一妻，虽然对既往的已成事实不究，但她所持的美国护照上仍是Miss.，而不能改为Mrs.，终觉有一丝尴尬。到了六十年代初，贝蒂在几个北京的外国朋友的帮助下，毅然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到北京外文局工作去了。

进入八十年代初，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贝蒂的五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因为母亲是美国人，他们都取得了美国国籍，到美国安家落户了。贝蒂独自住在专为外国专家们安排的友谊宾馆里，虽身处中国，却又生活在国际友人的圈子里，舒适、愉快。离开故国四十余年，重回美国，已人事皆非，这里的生活对她似乎已很陌生了。在她的心目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早已是她的第二故乡了。

这时，翰的妻子已去世，子女们又都到了国外，只剩他独自一人孤苦地住在天津，生活乏人照顾。于是他工作的医院党委书记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让贝蒂和翰破镜重圆，正式结婚。经过与北京外文局的领导磋商，双方一致同意，便分头找翰及贝蒂谈话，做说服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都要服从组织。贝蒂已成了中国人，而且政府很善待她，也就服从了党的安排。终于，由两方面的党委书记主婚，在天津一家高级宾馆宴请宾客，举行了迟迟到来的婚礼。随后，还送这对“新婚夫妇”到云南的旅游胜地西双版纳去度蜜月，《天津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都作了报导。

然而好景不常。有一天我去北京看望贝蒂，她说：“你来得正好，明天你陪我到法院去一趟。”“去法院？干什么？”我问。“我已提出和翰离婚。法院来通知明天开庭。我的中文还是不行，怕有些法律上的词儿我搞不清。”“你等了几十年，等到头发都白了，好不容易才结了婚，还没有多久，怎么又要离婚了呢？”“这完全是双方党委安排的‘包办婚姻’，是一场玩笑！我这么些年都过来了，还要这个夫妻的名分干什么？翰只是在周末到北京来一趟，我不要他搬来，我俩已不习惯共同生活了。他每次临回津前，还将我冰箱中仅供我们外国专家的食品统统大包小包地装走，搅乱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

此后，翰也曾到美国看望过子女，但孩子们都忙于生计，实在无暇照顾年迈多病的父亲，最终病逝在他曾工作多年的医院。贝蒂除经常由政府安排在全国各地旅游参观外，还供给她每年去一次美国探亲的机票。

她说：“你看，有些事真不可思议。我的子女原本是中国人，现在都成了美国人；而我这个十足的美国人，却成了中国人！每次我在机场将护照交给海关人员检验时，他们总是以异样的目光望着我，怎么我这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老太太，却持有中国护照呢？我总对他们说：“我是‘滑稽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