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显然宋师兄离着落袋为安还有一段时空距离，正当他眼巴巴地盼望着那绿森森的美钞现场交割时，船长却提出明天下午十五点三十分亲自到这里来把钱交给店主。看来俄国人有把达成协议与履约的时间段分开来践行的民族习惯，但宋师兄却担心如果明天这位颐指气使的船长大人不来可怎么办？就在他把自己的疑虑说出来和我讨论的时候，坐在对面的老毛子猜出了我们的谈话内容。只见他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是受到了侮辱似地憋红了脸，然后用毋庸置疑的口吻宣称：“I'm the captain. If I say anything, I'll do it(我是船长。如果我说做某件事，我一定会做)”此话一出，这位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的纯爷们，算是在我面前彻底完成了对什么是权威的最生动的诠释。
还有啥好顾虑的，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要是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不太小鸡肚肠了嘛！
此时时间已近午后两点，宋师嫂从灶间出来给其他来就餐的客人端上一盘饺子。我注意到船长的眼睛一直随着着那盘热气腾腾的饺子转动，宽阔的两侧鼻翼也在下意识地嗅着飘散在空气中的香味。见状我低声和宋师兄说道：“留他吃顿饺子吧？也好进一步沟通感情。”
山东人天生的豪爽好客，吃盘饺子那才到哪儿。何况钱还只是张经过口头承诺的西伯利亚支票，确实需要进一步通过吃饭把外汇最终“沟通”成落袋为安，于是宋师兄痛快地点头应允了。
当我把主人的这份美意转告给船长后，有趣的是他一上来竟然带着明显的勉强说自己已经吃过午饭了，但却并没有加以直接拒绝。
我知道此乃俄国式的虚与委蛇。廉政的政府官员有时尚需酒肉穿肠过来“亲民”，难道他会比共产党还布尔什维克？于是赶紧加了一句：“吃过饭了不要紧，那就仅是尝尝吧。”
这一回他不再客气，端坐在那里只等着大快朵颐。不一会新下出来的饺子端上桌子，同时端上来的还有一小碟子醋。眼见面前的美食，他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位船长，开始拙笨地操动着手中一双筷子“品尝”起来。少顷他突然停止了愉快的进食，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低声询问：“请问有大蒜吗？”
我地个娘来！弄了半天老毛子吃饺子倒是和咱山东人是一个德性，不但皮儿薄、馅儿大、味道儿鲜，还要陈醋、蒜瓣一样都不能少，惟其如此才算地道。这一刻他充分展露出人性朴实的一面，我们也不打不成交结为了朋友。当然过后第二天下午，他准时一分一秒都不差地把钱交到了宋师兄手中。因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I am a captain.”
（五）
转眼时间的年轮走到了一九九五年秋，这年十一国庆节放假前夕，我买了两斤茶叶，然后前往位居聊城路上的装卸队看望恩师。没想到当我来到平日里总有工人进进入入的驻地时，发现大门紧闭，人迹全无。惊诧之下我赶紧向周围的邻居打听，一位大娘告诉我，两个月前王师傅就因为有病搬回家去住了，装卸队也因为他的离开，就像当年“工农造反军”一样散了伙，现在这座房子早已经是人去楼空。
我闻言大惊，因为根据这些年对恩师的了解，他对疾病历来是等闲视之，不为所动。一次上齿仅存的一个门牙发炎肿疼，一连几日不见好转。情急中的他既不去医院，也不吃任何消炎药减轻症状，而是用细线绳一头绑住病牙，另一头拴在门把上，然后嗵的一脚将原先关着的门猛然踢开，嘴里的那颗牙就这么着活生生地被用最原始的方式给连根拔掉了。过后他眼不眨，心不跳，随手拿起茶缸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算是把满嘴的血水清刷干净了。过后人家竟然安然无恙，并没见引发什么并发症之类的医患大忌。
由此推断，这次如果不是身染沉疴、万般无奈，他绝对不会放弃这支亲自建起来的装卸队不管，独自回家去颐养天年的。
我的“闻言大惊”除了他对疾病的傲然态度外，恩师与“家”的关系也十分特别。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装卸队看他，发现人并不在。这种情况之前很少发生，因为他一贯是以这里为家，平时吃住都和手下的装卸工呆在一起。这时有知情的工人告诉我，王师傅回家吃晚饭去了，用不多久就会回来。
果不其然，时钟还不到八点，恩师从外面返回。瞧见我在屋里等他，就不问自答地夸耀说：“我儿子在厂里跑供销，本事天大。这不，有关系单位给他送的肉，不用个人掏一个子。今晚上这是专门叫我回去啃排骨的。我这个当爹的也没客气，甩开腮帮子好一个解馋！”说到这他用手指着嘴巴周边继续现身说法：“没看到上面沾了多少油水，我还没来得及擦它呢！哈哈哈哈！”
“家里生活这么好，干嘛平时你不回去就餐，偏要和民工一个锅里磨勺子，净吃些粗茶淡饭，多不合口呀？”
我的这番话仿佛一下子浇灭了他刚才的高兴劲，磨叽了半天才嗫嚅道：“小林啊，你不知道，我自己的脾气自己最摸底。和老婆孩子都经常别别扭扭，更别提和儿媳妇能弄到一堆了。所以我才搬出来，自由！家里人也跟着清净。”
原来他对自己的脾性很有自知之明，之所以很少回去，正是为了给结婚后住在家里的儿子和媳妇腾地方，更为了维护家庭成员的安定团结。可现在他回家了，肯定这里面隐含的信息是凶多吉少。想到这我更急于前往一探究竟。但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这么多年除了恩师到我家去之外，我都是到这里来看望他的。因此我并没有去过恩师家，所以不知道其住所的详细地址。现在情况突然发生了变故，让我一时抓了瞎，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只能带着碰运气的成分，继续侥幸地向这位大娘探询恩师家的详细住址。
“市北区标山路五号三单元一零二户。”没想到对方回答得准确而又详尽，让我在感激的同时，不知为啥却联想到当年师爷邻里中那些个“明察秋毫”的老太太。或许眼前这位也曾经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否则怎么会把一个外来人的情况这么如数家珍地报出来呢。看来中国的小脚老太太们给这个社会做出过独特的贡献，连我都受益于该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不仅堪称“半边天”，还大有向另一半侵占的势头。
不过我已经顾不上更多的浮想联翩了，而是马上起身循着这个地址找过了去。当我最终来到恩师家楼前时才发现，原来两地距离隔着很近，走路也就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但是它们仿佛又相距很远，那是一种心理的空间，盖源自于恩师的自尊和对儿女的厚爱。
我忐忑不安地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恩师的一个儿子。由于双方从未曾见过面，彼此并不认识，因此我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然后被礼貌地让进屋里。从对方的反应看他是知道我的存在的，而我也本能地感觉到，想必他就是恩师嘴里 “本事天大”的那位公子。（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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