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至新中国之后，香港成为中国文物重要收藏基地，也有人说是中国文物流向世界各地的跳板。由于连年动乱，不少没落贵族南下上海，家资收藏随之也积聚上海，上海由此成为当时国内的一大文博中心，有古董经营商二百多家。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局势动荡和经济管制，不少外侨、华人纷纷转移资产或离境，有移居海外的，也有定居香港的。其中，不少达官贵人、文人骚客，大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也在其列。文物收藏也随人散而散，中国大陆民间收藏可谓命悬一线。文革时期，“破四旧”风潮席卷全国，更是形成了官方和民间走私两条流失主线。
这几十年，内地流散出去的文物，大多会以香港为中转地。作为集散地，香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香港成就了很多知名的大收藏家；同时，也造就出了敏求精舍这样一个华人民间收藏团体。
近代的中国收藏史，香港“敏求精舍”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重要机构。这个机构成立于1960年，主要由胡仁牧、利荣森和陈光甫三位先生发起组织，他们约集香港好古诸友十余人组建了这个收藏团体。到上世纪90年代，敏求精舍的香港会员达44人，海外会员13人，名誉会员8人。2005年敏求精舍四十周年时，有香港会员36人，海外会员9人，名誉会员22人。
敏求精舍中的重要个人收藏，有精舍首届主席胡仁牧的清代官窑单色釉器收藏、叶义医生的竹刻犀角雕收藏、罗桂祥的宜兴陶瓷茶具收藏、叶承耀的明清家具收藏、九如堂李大鸣的高古瓷收藏、天民楼葛士翘父子的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徐展堂的历代瓷器收藏等。
敏求精舍成员之一叶义先生，是香港著名医生，医学博士、文物收藏家。一生收藏文物甚丰，尤以犀角雕刻类器物为精，于文物研究方面著述颇多。他捐赠一批竹雕给香港市政局辖下艺术馆（前香港博物艺术馆），使香港艺术馆成为国际上重要的竹雕藏品艺术馆之一。还有，生前曾立下遗嘱，将所藏80件套犀角雕刻作品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85年叶义先生的遗愿终得实现。为此，故宫博物院曾于1985年专门举办《叶义先生捐献犀角杯展览》以示纪念。
华光船务的老板赵從衍先生，赵先生夫妇都是在中国古代工艺品和中国书画方面造诣极深的人物，对佳士得和苏富比能够在香港站住脚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仇炎之先生，影响国内外大藏家巨大的人物，大卫德的挚友。当年三场专场拍掉的东西，比如两只鸡缸杯，其中一只子在1980年就创下500万以上的记录。
徐展堂1950年随父母从杭州移居香港。16岁时就已踏入商界，最初经营餐饮、油漆、招牌、装修业，并逐步向地产业扩展。1991年在香港创立了当地首家私人博物馆——“香港徐氏艺术馆”，并在世界各地捐建多处以徐展堂命名的中国艺术馆，被誉为世界十大收藏家，也是其中唯一的华人。
天民楼陶瓷收藏，是香港葛士翘先生几十年心血的结晶。葛士翘先生过世后，天民楼由其长子葛师科先生接手，至今经历父子两代，总计四五十年的收藏历程。主要收藏明清官窑瓷器，青花瓷器又是收藏的重点。
香港还有一位爱国收藏家胡惠春先生，生于1910年，卒于1993年，在民国年间就是上海大收藏家。他是上海著名金融家胡笔江之子，后继承父业，成为一个银行家。由于其对中国陶瓷的喜爱，同时更为了易于商业竞争，胡惠春先生决定集中收藏明清官窑瓷器，作为他藏品的核心。后胡惠春先生移居香港，在随后的30余年里，其先后以不同形式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350余件藏品。上海博物馆后来专门为暂得楼的藏品开设暂得楼陶瓷陈列专室，使其多年收藏终获归宿。
内地如王世襄，国内收藏界可谓如雷贯耳。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他们能把自己的藏品当作人类的藏品，捐赠当年倾家荡产求得的宝物。提携后辈，贡献社会，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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