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我们要突出个人写史的主题?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日记、叙事史,难道不是一种切实的个人史写作么?例如胡适、蒋介石等各色人物的历史,我们如今都能够读到,从中探寻历史的真迹。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些是名人、精英的历史,他们往往是大历史变局中的组织者,在传统媒介方式下会有表述的能力,而那些大变局中小小的人,那些长在水边在狂风暴雨中挺立的弱者,只有在当今的新媒体生态系统中,才真正开始获得向公众表达的权利。
《蹉跎坡旧事》是一本纸质书,读者仍可以将其视为传统媒介。然而,此书的畅销,其原因不仅仅是它的曲折内容,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媒体在近些年的发展,不断令我们领会到小人物的力量,不断推动我们实现个体表达的愿望,不断帮助我们解构基于各类权力的宏大叙事,不断创造保护个体自尊和自由的新途径。当我们的目光从虚幻的,或者用更通俗一些的词来说是“不靠谱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体的、鲜活的、可以用我们自己身边人物的历史经验来加以类比的历史叙事时,即便是一本借助于传统媒介的作品,也可以获得极大的成功。但我相信,这种成功只有在新媒体或自媒体烘托、构成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传播生态中才可能实现。
对于自我、群体、民族的痛苦的经历,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处理,如强迫遗忘、回避、美化,它们构成了各种历史解释策略。德国史学家吕森曾谈到,如果是历史中的创伤,让那个伤口轻易地遗忘或愈合,那会令我们在未来面对新的伤害。我们要做的,是让那个伤口在历史文本中敞开着,把这种经历传递到现实中,这样才不致忘记那种伤痛,才可能避免新一轮致命悲伤。如果宏大叙事做不到这一点,当今的媒体环境恰恰可以越来越多地提供类似途径。一位位小人物,把自己的伤痛经历写出来,这些历史回忆会构成一个历史集群,以集束的力量在公众历史意识中爆炸、震荡。不仅仅是教师,任何一位可能正常表达的老人,都能够通过声音、文字进行述说。这些历史,不仅是个人生命的记录,也构成我们当代集体历史意识的一手文献。
蹉跎岁月,沈博爱老先生就生活在一个真正名叫蹉跎坡的地方,写下了这部令人掩卷沉思的个人历史,也以个人视角记下了一个民族的艰难岁月。作为这批个人史写作的代表,沈先生们让晚辈读到了最亲切的历史,为民族保留了最富有价值的记忆。对当前6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从夹边沟到浏阳,从北大荒到云南不知名小城,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都发生过情节结构近乎相同的离奇故事,这种离奇往往超乎理性、逻辑和日常想象。作为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的读者,沈博爱先生们的个人史记载,需要我们更加仔细的阅读、思考:苦难的发生,是“伟人”的性格缺陷,还是历史特殊情境的产物,或是文化基因片断的缺失?对于民族历史的类似反思,在1980年代前后的联邦德国社会公众与学界内部曾激起争辩,如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进行讨论?如果这样的讨论是一根根苇草的汇集引发的,那我们每个人就更能够知道,弱者的力量在于面向公众表达思想。写作个人史,恰是这种行为如今最现实的实践方式。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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