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1980版，自1980年至今，《围城》总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
2019年4月13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文学评论》原主编陆建德受邀来到清华大学，围绕着钱锺书小说《围城》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陆建德结合自己对钱锺书的印象以及与杨绛的交往经历对这部经典之作进行了解读。
“钱锺书先生跟中国传统文人不一样，传统的文人没有自我嘲讽能力的，这跟他们缺少幽默感有关系。但是我们看钱锺书的作品，看《围城》，处处是反讽或者是自我嘲讽。”陆建德说，“一方面钱锺书先生驾驭古典文字的能力特别强，同时他的外文也特别好，他的外文跟他的中文底子结合在一起，他能写出非凡的著作来。钱锺书能够从我们的古文里面汲取营养，他还能从不同的外文里面借一些修辞的手段，来丰富自己的文字的武库。”
关于写作《围城》的经过和背景，杨绛先生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里面提到过，按照杨绛的说法，他是在1944年，他们夫妇都生活在上海，那时候钱锺书开始创作《围城》，到1946年的时候《围城》写好。关于《围城》中的人物，杨绛先生也给了大家一些提示，钱锺书把他生活里面从小长大的很多的见闻和阅历都写到《围城》里面，包括他的一些亲戚、他在内地教书时所见的一些世态人情，也都写进去了。郑振铎先生在那时候有一个杂志，叫《文艺复兴》，钱锺书把作品写好以后，这个杂志在1947年开始连载《围城》，连载完以后，《围城》再作为单行本出版。所以《围城》在解放之前已经有一个全本。
《围城》真的反响大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拍了电视连续剧《围城》，在全国造成极大的影响，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电子媒体把作品推向中国的读者大众。但是陆建德认为，“电视连续剧还是会留下很多的遗憾，我深深的觉得电视连续剧不及小说丰富，而且小说里面有大量的内容拍成电视剧以后看起来好像消失了。因为钱锺书先生喜欢讽刺挖苦的，他的讽刺挖苦无处不在，你一不当心，没有注意，他的有趣的目的就逃过了读者的眼睛。我们要看他背后可能指什么，钱先生在这方面，他的想象非常快捷，有时候他的挖苦随手拈来，有时候他挖苦得很深我们还不知道就看过去了。所以读《围城》要非常耐心，慢慢地读。”
陆建德还详细分析了《围城》的丰富性、丰厚性，“《围城》这样的作品没有简单的受害者，没有简单的好人坏人，他把人世间的多元性、复杂性、好坏交杂的成熟的人生态度呈现给大家。在《围城》中，他把讽刺的矛头大量集中于在特殊战争场景下的普通中国人，他几乎把讽刺的笔触，涉及到中国的教育、生活，方方面面。钱先生的中文里面有很多杂糅性，杂糅性、混合性在西方世界、欧美世界是一直到后现代观念慢慢强起来以后才出现的时髦观念，但是钱锺书的行文这种杂糅性特别多。《围城》中的对话也十分精彩，他使用的语言之妙，包括当代的中国作家都要好好学习。打开《围城》，会看到钱先生的动词、比喻使用得特别好，他到写小说的时候，我们一般以为他是平铺直叙，但是他平铺直叙的过程里面经常会镶嵌一些用得特别恰当的词。这种语言的功夫是对现代汉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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