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5年出生在徐州沛县一个不大的村子，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15岁就离开了家出去闯荡世界，一晃73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当过兵，上过大学，甚至58岁闯美国，创办了大陆新移民第一份中文报纸，在美国生活了30余年。“虽然洋装穿在身，但终有一颗中国心”，永远忘不了那片生我养我的热土。一想起童年的生活，总会神绕梦牵。只要有机会总想回家看看。
由于疫情关系，三年多没有回国了，一直等到取消隔离，就马上订了回国的机票，由于没有直飞的航班，只能两次转机，折腾了48小时才回到北京，鞍马劳顿，在京休息几天后就赶往日思夜想的徐州。
我在徐州一共住了八天，受到市侨办、侨联、网信办朋友的热情接待，尤其是与家人的团聚，享受到“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也许是因为多年没回来，思乡心切，看到徐州的巨大变化，后代的健康成长，令我心潮澎拜，感慨万千！
因此，我想多用些文字，记录一下这次回家的感受，与身居海外的华人，尤其是海外徐州老乡分享。
四代同堂乐融融
我是5月28号从华盛顿登机，飞到旧金山转飞香港，在从香港转机飞北京，前后花了48小时，而且票价是过去的四倍。由于旅途劳顿，倍感疲劳，在北京休息8天后，就马不停蹄的赶回日思夜想的故土——徐州了。
从北京南站乘坐高铁到徐州只要3小时，非常方便，10点的火车，下午1点多就到了。家人帮我定了小南湖凯莱度假酒店，那里四面环湖，荷花盛开，远山碧水，九曲画廊，天上人间。
稍作休息后，侄外孙大尊就来接我去他们早就安排好的希尔顿酒店家族晚宴。他从小喜欢书法，大学也就报考了书法专业，去美国留学一年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攻读书法硕士专业，正好今年毕业，他是目前第三代中学位最高的的一个了。他还不知足，还想继续读个书法博士昵。
到了宴会厅后，发现家人们已在等候，席开两大桌，每桌都有15-6人，加上第四代小孩子共有40来人。家人团聚，其乐融融。
我兄弟三人，两个哥哥都已作古，我是唯一的“幸存者”，也就成为周家最大的家长。我让他们统计一下，第二代18人，第三代42人，第四代22人。整个家族84人。可以算是一个大家族了。
因为出身不好，加上历史的原因，我两个哥哥的子女都在农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第三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将近三分之一读完大学。一半以上在徐州和其他城市找到了工作，买了房，成家立业，成了城里人。即使留在农村的，生活也都有了很大改善，有的当乡村医生，有的养殖种鸭，收入也相当可观。他们赶上了好时代，人们有机会通过劳动和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我在宴会上发言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希望我们的第四代都能好好学习，健康成长，用知识和勤劳来改变命运，一代要比一代强。
重登云龙山
云龙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1950年我考入徐州二中时，在徐州空军当兵的二哥陪我游玩的第一个景点就是云龙山。站在放鹤亭上举目西望，黄河故道蜿蜒伸向远方，令人心胸开朗，踌躇满志，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概。
我在二中只读了一年，就响应国家“参军参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报名参军了，那时我只有15岁，怕家里不同意，我没敢告诉家里，连在徐州空军的二哥都没告诉，直到被军队录取后，才通知家里人。当时青年学生爱国热情很高，不少同学咬破手指写血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来表决心。我记得徐州各中学录取的大概有50人左右，大多是男生，女生很少。
在我们离开徐州的前几天，徐州团委组织我们去凤凰山植树，留作纪念。我们一大早就来到凤凰岭山坡上，当时徐州的山还都是荒山野岭，很少植被，露在外面的全是白花花的石头。我们在石头缝间有泥土的地方挖个不大的坑，种上一棵很小的松柏树苗。这次网信办的朋友通过市园林局了解到大致的方位，我看到一片已经有碗口粗的柏树林，有上百颗，与我记忆中的情况十分吻合，我激动不已，好像见到了多年没见的亲人，恨不得一颗颗去拥抱他们。
那天，兴化寺的方丈还带我登上了放鹤亭和饮鹤泉，这里在我的生命中更为重要。
我51年参军后，先在沈阳军校学习一年，第二年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被分配到志愿军总部通信处当了电报员，一直工作到56年回国，整整四年。虽然没有前方战士那么艰苦危险，敌机的低空轰炸扫射，也差点成为烈士。
56年志愿军全部撤离回国，有的转业，有的复员。因为我做电报通信还算有点技术，被安排转业到二机部（军事工业部）做技术工人，算是很好的工作了。但我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看到周总理署名的《向科学进军》文章，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因为新中国需要大量科技人才，动员在职年轻干部也可以报考大学。我想，我参军前只读过一年初中，如果不 趁年轻去多学点知识，就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我就给志愿军总部组织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国后能上大学。没想到，组织部居然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去北京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报到。工农速成中学是建国初专为解放战争中立过功的战斗英雄和工厂的劳动模范设立的，用四年时间学完六年中学课程，然后保送上大学，记得当年在工农速中读书的就有解放战争中女扮男装的英雄郭俊卿 ，《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青岛纺纱女工、劳动模范郝建秀等。
我回到北京正值“五一劳动节”学校放假，节后去报道，办公室的老师看了介绍信和我的简历，说“你只有初一学历，可插班读二年级。”我算了一下，还要等三年才能上大学。就对老师说；“我很想今年就能考大学。’老师说；“我们还没有毕业班，不可能为你一个人开一个补习班。”说的有道理，我说“那我就自己去补习吧。”老师说“那就只能按复员处理了。”如果我上工农速中，有助学金，吃住就不用发愁了。不知当时哪来的勇气，我马上就同意复员。我就没有冷静想一想，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当时的复员费只有350元，以后怎么生活？这只能说明我当时太想上大学了，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硬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我就这样又回到了徐州。我没敢告诉家人，怕他们知道我从朝鲜回来了，为我操心，也会影响我的补习考试。
我回到母校徐州二中，当时的班主任和学校领导非常高兴，因为我是“最可爱的人”，是学校的骄傲。校领导批准我可以跟当年的毕业班复习，我们曾是同一届的同学，我当了五年兵，他们读了五年中学，又一起考大学。我只是在朝鲜停战后有时间读了一些书，主要是苏俄文学、中国古代名著、现代文学，甚至一些历史和哲学书籍，只要在朝鲜能找到的书拿来就读。因为数理化一点也没学，无法跟老同学一起复习，只能报考文科，我参加市里职干部的高考补习班。一般是晚上上课，白天我就一个人跑到云龙山上，坐在放鹤亭里死记硬背，那时游人很少，非常清净。这已经是五月中了，离高考不到两个月，只能拼命苦读才有希望。
我当时心气很高，三个志愿都是北大：第一志愿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因为我从朝鲜停战后读了不少苏俄文学，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别林斯基、马雅科夫斯基，到高尔基、肖洛霍夫，保尔柯察金等。对苏俄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当年调干生可以免试外语。第二个志愿是历史系，我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司马迁的《史记》，对历史也有兴趣。第三志愿是中文系。其实，我当时最想考的是中文系，但我不敢把中文系做第一志愿，因为北大中文系是全国考分最高的。真没想到，我会被第一志愿俄语系录取了。更想不到的是，我在俄语系艰难的学习一年后，57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不需要那么多俄语人才了，教育部动员学俄语的可以转系，这样我就转到了梦寐以求的中文系。也就是说，我进的是北大俄语系，毕业是中文系，学历都是五年，一点都没耽误。
我说，徐州云龙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一点不为过。我在兴化寺的卧佛前跪拜良久，真心感激佛祖的保佑！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我曾去过国内许多寺院，感觉那里已经不再是信仰和修行的净土，大多已经商业化了，有的甚至成了上市公司， 徐州云龙山兴化禅寺能够坚持不收门票，不卖香火，成为为数不多的佛教圣地，难能可贵，我为之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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