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呼和浩特出发前，呼市的雪还没有化净，踩在上面，嘎吱嘎吱，对于长居塞外的一家人而言，习以为常。
转机到了台北，阴冷的初春伴着小雨，接机的宗亲说今年的台北气温很低。然后，我们上了阳明山，去践行我来台湾的初心——寻觅那些民国大咖的故居与青冢。
阳明山，台北后花园，山间阴僻处，依稀还能见到雪痕。在这里，除了一座座坟茔在述说无言的历史，还意外地在阎锡山故居遇到了守护故居及墓地的晋绥老兵，由此，改变了日后台湾的行程。
阎锡山贴身侍卫——张日明
六十六年了，又看到了雪。满头银发的老伯一口大同方言，让我立即想到了“乡音未改鬓毛衰”的诗句。我虽非晋人，但身居呼和浩特十余载，在台湾听见晋语倍感亲切（呼市包头集宁地区方言皆属晋语）。老伯叫张日明，阎锡山生前的贴身侍卫。
张日明参军的时候15虚岁，和我家读初中的大儿子现在的年龄相差无几，正是懵懵懂懂的少年，他为了保家卫国而参军，军训未了，日本已投降。等待孩子们的不是复原回乡，而是整编后被送上了内战的战场，长官朗声昭告：他们是在为国家而战，为正义而战，当有一天战争胜利了，他们将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他们会有一块养家糊口的田地……
兄弟阋墙，长官或亡或降，周遭的袍泽或成了调转枪口的敌人，或成了血沃劲草的遗尸，或隐姓埋名逃匿四方。剩下他不停地突围、退却、转移……到最后，山河变色，政权更迭，长官们不知所踪，其昔日的诺言早已随风飘逝。
老伯告诉我，他最后在大同陷落前夕辗转流落到包头，我无意纠正老人的言语，是啊，对于我们而言是兴高采烈地解放，对于六十多年前的国军士兵们而言，那何尝不是令人绝望的陷落呢？每一个城市的政权易手，预示着新贵登场和旧人逃亡，几乎已经成为华夏政权更替时的标配。
在包头，他很幸运地被选为阎锡山的侍卫，三十名侍卫和一众绥远的高官以及梁敦厚的长子，在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夕，搭乘徐永昌（时任阎锡山内阁国防部长）派来的运输机，离开了包头，先飞宁夏，宁夏再起飞时，只能载十五名侍卫，老人说现在还记得和留下的侍卫分别时对方眼中的幽怨，谁都知道留下来将会是置身险境，一次分离竟是永别。
从银川到广州，再到重庆，成都，最后辗转抵达台北。张日明，始终作为阎锡山贴身侍卫之一，紧随左右。随着阎锡山淡出公众视野，一众侍卫秘书相伴阎锡山在阳明山过起了隐居生活，“汉贼不两立”的誓言很快为椎心泣血的思乡情所冲垮，有侍卫念及父母妻儿此生无望相见而饮弹自尽，有人因日夜梦回三晋黄土而精神失常，失足坠亡。离开家的路有千万条，而唯一回家的路却此生无望。
最终，阎锡山逝世后，一批故人或凋零或下山离开，只剩下了张日明和井国洽在山下结庐而居，以小生意维生（他们在伴随阎锡山隐居的时候已经放弃军籍，自此与退抚金无缘），每日上山打扫故居，上香缅怀，清理墓园。井国洽年长，一九九一年去逝后，就只剩张日明担起最后的守墓人之责，风雨无阻。
故居青冢，是似水流年的历史；而眼前的老兵，却是活化石般的历史。
蓦地，想起背包里还有一副老家亲人手工缝制的鞋垫，拿出来作为礼物，满怀虔诚，双手递给老伯，老伯郑重接过去，浑浊的双眼久久凝视着绣绘的花纹，粗糙的双手细细抚摸着密匝的针脚……喉咙欲言却无声，满目苍凉伴泪痕。
善谈的老伯沉默了，空气一时压抑起来。妻子机敏，忙转移话题建议老伯试一下看合脚不。老伯连连摆手，“这个袜底子真好，就像是我妈做的，唉……”我看着面前孤寂地老伯，五味杂陈的酸楚掠过心头，想安慰几句，才发觉对于一缕飘零异地六十六载的思乡孤魂而言，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乏力。
遥想当年，穿着母亲临行密密缝的鞋袜，稚气未脱的少年告别了母亲，走上了战场，终生再未相见，一双带着母亲体温的鞋袜，伴随他辗转了大半个中国。而今，母亲离开人世已久，其坟茔位居何处？天海相隔，无人可知，以至于自己百年之后，相伴母亲长眠都成了一种奢望。
此刻，老伯身边，一对来自晋绥故土的年轻夫妇，跨越一湾海峡，带来了故乡的袜底子，不知道能否稍微抚慰老伯魂牵梦绕的思乡念亲之痛？
无论是他，是我，都是母亲的孩子，孩子的父亲，面对时代，无法选择；面对历史，能否摘下意识形态的眼镜，不要称呼其“反动派”，不要再说“沾满了**的鲜血”这种延续仇恨的话语，给海峡对岸的老兵以尊重，对个体的尊重，就是对自己的释怀，也是尊重历史、民族和解的应循之道。
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无论是谁，都不应该以己猜人，轻易否定另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历程。
张日明，结庐而居，看护故里，守墓多年，堪比子贡。期间，不断有晋地来人劝其回乡一偿思乡之情，但是都被老伯谢绝了。
老人担心离开了这里，无人看护故居整理故物，阎锡山对其有活命之恩，带他远离了尸山血海；他则一诺千金，报之以庐墓相伴，数十载如一日，不离不弃。对老伯而言，是一种成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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