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海开埠以来，弄堂便是大多数上海人生活、栖息的蜗居点，
上海的弄堂可以用“千弄万堂”来形容，无论弄堂的大小有别或弄堂的等级不同，每条弄堂必定有个“堂名”，大多数弄堂的堂名都以“里”和“坊”来命名，如虹口区的“永安里”，静安区的“延年坊”等。以上海人的习惯，给弄堂命名就像给人物起名一样是铁板钉钉的定律，不仅如此，所有的“里”和“坊”都会在堂口上方或左右的一侧上面写上堂名，以正视听。
但是就有一条上海弄堂不但没有起名，而且还是坐落在上海静安区的高级地段之中。这条弄堂只有一个弄号：南京西路1522弄。1522弄紧挨着公安局静安区分局交通队，静安交通队是1550号，仅一墙之隔的弄堂应是1548弄才对，为什么是1522弄，中间居然少了28个门牌号，这是至今无人破译的谜面。
从1522弄朝西走百米不到就是常德路，说起常德路可能知晓者为数不多，但说起张爱玲就不会寂寞了，张爱玲的旧居就在常德路上的常德公寓，（原名叫愛丁頓公寓， 现名为常德公寓）。
1522弄里的建筑质量非常上乘，楼房风格属于小型洋房样式，设计思路供一家一户居住，楼下是会客厅、大菜间和厨房，楼上是主卧加副卧加浴室加阳台。整幢楼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上海方言俗称“钢窗、蜡地”。这样结构的房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价格不是一般人能轻易入住的地域，倘若手里没有大把银子的话只能望房兴叹。据说有好事者曾经做过调查，为什么这条洋房弄堂没有名字，调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投资建房人有钱但行事低调，属于“闷声不响发大财”的异类，且喜欢深居简出，从不抛头露面，至于是谁，至今只有谜面，没有谜底。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这条弄堂却有个奇葩的名字，它既不是什么“里”，也不叫什么“坊”，大家都叫它“外国弄堂”，这个弄堂名称是周边邻居对它的昵称，而非正规的“学名”。为什么会叫它“外国弄堂”？那是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的某一天开始这条弄堂里住进了一位欧洲人长相的老太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加高个子，除了这些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每天早上8点整，有一辆黑色轿车在弄堂口等她上车，下午五点半那辆黑色轿车送她到弄堂口下车。
邻居们说这位老太太非常和蔼可亲，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国语，还能时不时地加几句上海方言。看见邻居马上显出一脸灿烂的笑容再加一句上海方言“侬好”。那时我很小，属于学龄前的孩童，因此看见她就管她叫外国阿婆。阿婆时常给我甜点心，点心的包装上写的是看不懂的外国字，在我的味觉记忆中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由于这个外国老太的出现，加之她和蔼可亲的形象，因此周边邻居就把这条本来无名的弄堂起了个“外国弄堂”的雅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弄堂的名气也随之增大，但就是无人知晓这位外国老太来自何方？在上海干啥？看见她有配车，估计来头不小。外国老太的谜面一直让人在背后津津乐道地议论着。
时间一直持续到60年代的某日，邻居们发现外国阿婆的配车不见了，但她还是天天早上7点准时离开弄堂，下午5点左右回到弄堂，她身上没有其他变化，就是少了一辆配车，多了一根拐杖。此外阿婆的笑容也不见了，看见的是愁容，是背部的驼出，是皱纹的加深。我看见她仍旧管她叫阿婆，但阿婆却不再有甜食给我了。
这时代就叫“文革”。
我的玩伴同学说，外国弄堂里有好几个人服毒和上吊自杀，有的是高级工程师，有的是大学教授。有天下午我去外国弄堂找玩伴，看见弄堂里挤着很多人，他们的袖口上戴有红袖章，袖章上有的写着“造反队”有的写着“红卫兵”，他们在高呼口号：打倒鲁德诺娃，打倒苏修特务，鲁德诺娃必须老实交代。我看见阿婆站在凳子上，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苏修女特务 鲁德诺娃”，阿婆的头发已经被剪得所剩无几，简直认不出是“阿婆”还是“阿公”。几个红卫兵时不时地把阿婆的头朝下方摁，但阿婆被摁下了又抬起，还有工宣队拿着宽皮带朝阿婆的头上抽打，阿婆的额头上一条条血柱往地上滴下……
红卫兵和工宣队拿着高音喇叭宣读阿婆的罪状：苏修特务鲁德诺娃以苏修专家的身份进入中国，表面上是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其实是偷窃中国的核技术，实属罪大恶极。此外她还担任外语学院俄语系博士生导师，她利用做导师的机会向中国学生灌输苏联修正主义的思想，企图把我们的革命学生变节为苏修间谍，实属罪恶滔天……
红卫兵们叫嚣着：鲁德诺娃老实交代，老实交代。
阿婆抬起头，用纯正的国语说：我是苏联专家没错，但绝不是苏联特务，大部分苏联专家已经回国，但我坚持留在中国帮助中国培养俄语人才，我何罪之有？我只有热爱中国的赤诚之心……
阿婆话音没落就遭到红卫兵的拳打脚踢，阿婆经不起殴打倒在地上，看见阿婆晕过去后红卫兵这才住手。
几天后，听人说工宣队写了黑材料硬说阿婆是苏修间谍，就把她送进了公安局的看守所。阿婆不曾想过，住家和看守所仅一墙之隔，当专家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诬陷成女特务还会进入隔壁的公安局。
阿婆经不起折腾，又年老体弱，在看守所内与世长辞。听说她在狱中写了万言自白，表述了她热爱中国的情感，为了能在中国工作，为中国培养俄语人才，她不惜和丈夫离婚，和子女绝交也要选择在上海工作，尽管她被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让她陷入极其痛苦的环境中，她仍旧对自己的选择用“无悔”两字定论。
后来听说政府给她做了平反的决定，阿婆的孩子和孙辈特意到以他们母亲名字命名的“外国弄堂”来缅怀母亲一生的壮举。
我至今还能清晰记得阿婆被剪掉头发的样子，被红卫兵摁下头又抬起的情形和阿婆慷慨激昂为自己辩护的表情。
阿婆，您不是女特务，您是女英雄！
阿婆走后，那个揪斗阿婆的工宣队以家庭住房困难为由住进了阿婆的房子，有人看见他是蹲在抽水马桶上解大便，解完大便后就一走了之。
我记忆中的外国弄堂真是一段心酸往事，一段谁都不愿意再重复的轶事。至于那个造反派是不是还尚在人间？还喝着土烧度日，还抽着劳动牌香烟欢度晚年？不得而知。
我已经皈依基督教，因此希望他活着，而且高兴地活着。
但要忏悔！必须忏悔！
我有空时常一人跑去巴塞罗那的蒙锥里克山顶上眺望着东方，拼凑着记忆的碎片，多是思念这位诺娃阿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应该有130岁了。
我站在山顶，想起了海来阿木的歌：
提起故人故事泪湿眼眶，
谈及旧爱旧恨寸断肝肠，
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
别留我一人在风里摇晃……
诺娃阿婆安息。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