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武汉有三家直营店，营业额正常是6万一天，现在全部关店，产生不了任何收入；春节期间储备了10天的食材，大概20万，因为封城，三四十个员工滞留在宿舍，他们买不到吃的，这些食材都发给员工吃了，加上员工工资每月大概36万到38万之间，这一正一反，对于公司来说，是过百万的损失，现在公司基本断粮了。
湖北规定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2月13日24时，如果武汉的商场要求餐厅14号开业，那我只能借钱去进货，不然只能违约。而按照疫情目前的态势，初步估计会持续到5月底，而且短时间内疫情的阴霾不会过去，员工不愿意来，顾客更是不会到店里消费，我估计3、4月份的日营业额最多是以往的10%-20%，到时候连缴水电费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谈员工工资和房租了。
武汉封城后的吉庆街 来源 / 受访者供图
我2009年创业，到今年是第十一个年头，据我的经验来看，到时候开店就等于亏钱，那何必还要开呢，做企业，就是要把损失降到最低，我们撑不下去，那只能全部关掉，最多留一家店。
回顾读书十几年，外企工作十年，创业十年，这三十几年，感触颇深。2003年，我在广州买了12套房，创业初期，每在武汉开一家店就要卖一套房，巅峰时期有30家店。但是这些年商业格局变化太快了，如果最初不卖房创业，我可能有很多资产，现在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南柯一梦。
餐饮业的人员、房租成本已经到了极限值，我在武汉开店这十年，租金从来只有涨，没有跌。我们知道业主也很难，但是房地产是长期投资，商铺的损失可以折算到四十年的产权期里，而餐饮是短期行为，损失是折算到三五年里。我们光谷一家月营业额130万的店因为租金太高关店了，还有四家店因为修地铁切断式封路，营收大受影响关了，另外有两家店因为店主P2P跑路等原因被迫关掉了。
2019年，餐饮行业的人工成本占比高达24%-25%，突破22%的红线两个点，是极其危险的，利润空间低到5%-8%，连银行的贷款利息可能都还不上。
如果租金居高不降，那我的店只能提高人效，调整厨房的操作模式，简化菜谱，压缩面积，增加翻台率，扩大外卖的比例。一开始也不指望能赚钱，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害怕外出吃饭，那我们就先接团餐，把员工派出去配送外卖，先运转起来。
同时减少公司的开支。我会跟员工谈，能不能接受基本工资，不接受的只能离职；先停缴两个月社保，等有了资金流再补。现在宿舍里的员工也很焦虑，他们需要钱，但是公司发不了，他们不知道门店会怎么样，见不到亲人，也回不了家。
湖北二十多万个餐饮企业，其实大家现在的状态比较类似，都非常焦虑，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而就算疫情结束，也只是个开始，接下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都会出现：供应商会来要上个月的货款，大家都非常困难，就可能要打官司；员工会要补贴，或者让补偿一两个月工资他就辞职，你不赔就可能要应对劳动仲裁；手上的贷款怎么还，国家如果不给免息贷款怎么办。即便疫情结束，只是餐饮人静态的问题结束了，动态的问题随之都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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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2月12日）为止，武汉已经“封城”20天，燃财经采访了武汉当地五位中小型餐饮品牌的创始人，其中多位是从业十年的餐饮老将，他们的企业同样处于兑付供应商货款、提前采购春节旺季食材导致的资金短缺高峰期，承担着员工工资、房租等空转成本，同时要挺过比其他地区的同行更长时间的线下关停、外卖关闭的状态，以及面临后续不可预判的长尾效应。
多数受访者表示，现金流最多再撑3个月左右。如果撑不下去，他们会考虑关闭部分门店、压缩营业面积，调整厨房操作模式、扩大外卖比例，减少开支、给员工只发基本工资等方式自救。未来，他们也准备用申请银行贷款、卖房的方式获取更多资金。
身处漩涡的他们，还传递出了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有人对员工承诺，疫情期间绝不裁员，并和员工约定这段时间“所有人都不能吃胖”，还有人在物资已经匮乏的情况下，捐食材、捐人工、捐资金，每天坚持为医护人员送餐食。他们身处武汉，每出一次门都要承受极高的代价，但他们每天不是在找食材，就是在找食材的路上。
漩涡之外，肺炎疫情防控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多家大型餐饮的老板已经通过媒体发声，希望出台相关政策，来帮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部分已经找到“共享员工”的自救方式，他们也期待着武汉能出台相应的税费、社保、贷款政策，让大家先喘一口气，但他们更关心疫情何时能结束，在那之前，他们没有心情好好去规划企业的未来。
生命大于一切。他们说，压垮一家企业的往往不是灾难本身，而是人心。如果病毒杀死了爱，那会是更恐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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