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请我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鲜战事而回国的美籍教授。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翻来复去考虑其中得失，也和朋友们商量。有人祝贺我在新中国首都一所著名教会大学获得教职，前程似锦；我放弃在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也有人怀疑新政权是否会因为我曾在国民党政府空军工作过而找我麻烦。我认为那不合乎情理，因为我是在国共联合抗日时期志愿参加抗战的，其实我心里也没把握。可是，一别七、八年，我对故土的怀念与日俱增。那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个人牵挂才要回去。我的双亲早已过世，我没有结婚也没订婚，在同胞手足中也只有一个妹妹住在上海。我也没有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可去追寻。先母饱受封建婚姻的折磨，先是神经失常，后来在我八岁那年自缢身亡。先父两耳板聋，从来没亲近过我。后来，当我远在昆明上联大一年级时，他在家乡死在日寇手里。可是，我总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我和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虽然那是一个用贫困 、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回国任教。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不仅来自燕京大学，而且来自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在上海的妹妹更是欣喜不已。在台湾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却把共产党比作 “洪水猛兽”，但他们的迫切告诫并不能阻止我成行。在西南联大就读的两年里，我受到“进步”教授和左派同学亲共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我已成为“进步的”学生文艺团体 “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从而开始阅读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眼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共出版的《群众与主流》杂志，在书店里到处搜罗“进步”书刊。我的行李主要是几个装满了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我订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曾在国际公寓同房间的美国同学比尔·伯顿和安·赖特订在6月29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婚礼，非要我当伴郎不可，我只得推迟起程了。婚礼过后，我独自游览了大峡谷 ，然后前往旧金山，在伯顿的一位朋友家作客。伯顿夫妇和芝大同学李政道博士一起来帮我整顿行装，政道还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写上姓名地址。
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 “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来前门火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回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萝蕤为我雇了一辆古色古香的马车，车顶上堆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
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绛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感到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 “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后来，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楼上层，楼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兴华比我还小一岁，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流传的中国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二八，而主编在编者按里却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诗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个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炉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无不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大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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