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想到，在希特勒恐怖统治早期，纳粹冲锋队员残害犹太人的暴行，不过社会主义大学生瞏更半夜不分青红皂白揪斗自己的老师等我慢吞吞地回到屋里，已经是凌晨两点半钟，全身酸疼，头昏眼花。我纳闷这种流氓行为和所谓的文化革命有什么关系，我的脑子也无从理解这么不可理喻的行为。我倒是想到，在希特勒恐怖统治早期，纳粹冲锋队员残害犹太人的暴行，不过社会主义大学生在深更半夜不分青红皂白揪斗自己的老师更加荒诞不经 。
第二天上午，全体“牛鬼蛇神”、各系教授和老讲师，连同我这名临时工，一共四十多人，在一间会议室听报告。统战部一名干部大讲，我们为资本主义复辟，犯下的罪行如何严重。他强调，学生夜晚采取的是革命行动，完全是由“牛鬼蛇神”的可疑活动挑起的。他们正义行动的威力粉碎了我们的复辟梦。所以，我们要回去深刻反省，书面汇报，学生的革命行动如何给予我们深刻教育、如何“触及我们的灵魂” 。简言之，我们要承认罪有应得，同时感谢党和革命群众竭尽全力把我们“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淖中挽救出来”。
从此我又成为“专政对象”，离我“回到人民的队伍”还不到两年。我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有话放在心里，却仍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显而易见，并不是因为我做了或没做什么，而是因为我已经被永久打上“阶级敌人”的烙印。1958年，我是原单位唯一被打成右派的教授，成为众矢之的。我是个例外，连我自己都怀疑过我是否咎由自取。今日环顾左右，这么多前不久才戴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桂冠的衮衮诸公和我“同流合污”了。我揣度，在“伟大领袖”亲自领导下，“伟大的党”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推陈出新，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给知识分子安上一连串罪名。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文革是反右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升级。因此，我觉得没有理由怪罪自己，反倒感到轻松得多，虽然我又得重新开始“通过强迫劳动改造自己”，一名临时工混杂在数十位教授和讲师当中“鱼目混珠”。
全家又受到株连。妻子经常受到骚扰，被勒令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同时又要她提防我“一时糊涂干出什么自绝于人民的蠢事”。怡楷请他们放心：“感谢同志们关心。但是巫宁坤不会糊涂到那个地步。何况，他小时候母亲就上吊死了。他早就免疫了。” 三个孩子经常听到同学骂他们是“小右派！”“小反革命！” 八岁的女儿在路上被我班上的一个男生骗到宿舍去，按照他写好的样子，用毛笔依样画葫芦在一张旧报纸上描了一条“打倒反革命分子巫宁坤！”的大标语，又在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标语被单独贴在十字路口一块牌子上，十分引人注目。小儿子文革开始时刚刚三岁，在幼儿园就没人理睬了，成天孤零零地坐在一个墙角，两手搁在膝盖上，呆呆地看着别的孩子嘻嘻哈哈地玩乐，回家后仍然发呆，甚至被人怀疑是个哑巴。
二
八月中旬，“红卫兵”得到“伟大领袖”的祝福在北京诞生，从此飞扬跋扈，任意揪出文化界名流和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时隔不久，戴着红卫兵臂章的大学生从京城降临安大校园， “传经送宝”，推广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四旧的革命经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也奔赴北京和其它城市进行“革命大串联”、“交流革命经验”。乘车乘船一概免费，食宿一概由接待单位负责免费供应，一代青年倒是实践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箴言。不过其结果，全国交通一片混乱，各旅游胜地却人山人海。九月，本校学生免费旅游归来，身穿时兴的褪色草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耀武扬威。为了加强对牛鬼蛇神的专政，他们从“世界革命中心”北京带回来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和传单，宣扬“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非凡的睿智和才能，揭发控诉“党内走资派” 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滔天罪行。与此同时，骇人听闻的消息满天飞：红卫兵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任意残害无辜人士，任意抄家，没收私人财物，任意毁坏文化遗产。“红司令”一声令下，千千万万红卫兵誓言“砸烂旧世界，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红色恐怖开始席卷中华大地了。
九月中，有一天中午，一帮红卫兵又闯进我们家，高呼“打倒江钟杰！打倒地主！” 这是我继母的名字，“解放”后她受我早已过世的父亲株连被划为地主。她正坐在她的小床边上喝茶，两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生猛扑上去，一边一个抓住她，嘴里喊着“走！老地主！” 吓得老人家浑身哆嗦。
“让我先上一下厕所吧。”她哀求道。
“你是想耍什么花招吗，地主婆？”
怡楷插话了：“奶奶有糖尿病。她得常上厕所，尤其是精神紧张的时候。”
“你能保证她不企图逃跑吗，李怡楷？”
“没问题。你可以自己去看看，厕所只有一个门。”
“好吧，你去吧，江钟杰。我们在外面等你。”
两个钟头以后，老人家才颤巍巍地走进家门，白发散落在脸上。她倒坐在小床上，一丁急忙拿起热水瓶给奶奶掺了茶，一边端各起杯子递给她，一边轻轻地说：“奶奶，先喝口茶吧。出了什么事儿？”。我突然觉得几个月来一丁长大了许多。他刚十岁，可是他的童年已经被扼杀了。
“完了，完了，丁丁乖乖！你快没奶奶了。”她边说边哭了起来。“奶奶，您镇静一下。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儿，”怡楷边说边坐到她身边。
过了一会，奶奶才接着说：“她们先把我押到篮球场，我一路走一路抖，她们还骂我走得太慢。我不知道一共搞去多少老人，男的女的都有。红卫兵先让我们排好队，押着我们在校园里游街。他们一路喊口号：‘ 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某某某！把地主统统赶出安徽大学！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还有什么什么的。然后又把我们押回球场。一个男生红卫兵训话，大骂地主阶级犯了多少罪。最后他命令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安大和合肥市。如果我们不执行命令，就要倒大霉。那我怎么办？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身为牛鬼，一筹莫展。一个以敬老闻名的社会，怎么能堕落到迫害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大学生、民族的精英，怎么能这么快就堕落成毫无人性的暴政工具？我的义愤自然也是白搭，到头来还是怡楷出面去想方设法。
“奶奶，您镇静一下，休息休息。我总说，天无绝人之路。我现在就去找红卫兵讲讲道理。”她去了快一个小时才回来，神情沮丧。
“我跟他们说，奶奶今年七十一岁了，糖尿病很重。她老人家只能跟我们住。她没别处可去。我看不出她呆在学校对任何人有什么害处。他们回答我：很遗憾，不过那跟我们没关系。北京和上海已经带头把地主分子赶回原籍。你一定听说了他们是怎么干的。比较起来，我们太宽大了。我们怎么可能搞例外呢？这是红色恐怖！执行命令，否则 …….他们现在是狂热分子。别指望他们发慈悲。”
（47）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