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的弦放松了一些，我的日子也好过一些。我教四年级泛读课，冒昧从《格列佛游记》选了一些能折射当今中国社会的篇章作教材 。“摘帽”以后，我又被分配教一门四年级的听能课，教材除了北京电台对外广播的英语节目，还有我从外台英语节目选出的片段，这些外台包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日本广播公司等等。学生们都很爱听，或许由于他们是生平第一次听训练有素的本国人讲英语，也或许由于他们注意到北京电台和西方电台报道方式之间的差异。一般公民“偷听敌台”是要受刑事处分的，安大得向合肥市公安局申请特批，准许我为了教学工作需要收听外台，并作录音。在这个省会的全体居民中，只有一个“人民的敌人”可以悍然收听敌对国家颠覆性的宣传！
1964年，中共与“老大哥”关系破裂，双方进行公开论战。“伟大领袖”大声疾呼，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每隔数年搞一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中国不会走上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年底以前，知识分子又被投入另一场政治运动。全国学习中共中央抨击苏修及其盟友的九篇文章，简称“九评”。我们无法知道苏修如何承受这一连串的狂轰猛炸，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成了苏修的替罪羊，被冠以“散布修正主义病毒”的罪名。于是，在英语教研组政治学习会上，我们先一篇一篇地学习文件，然后人人过关，轮流做检讨，暴露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最后接受同事们的“帮助”。身为“摘帽右派”，我敬陪末座，受到同事和党员干部的狂轰猛炸，仿佛我就是“苏修”的化身，不过我始终搞不明白我怎么会和中共昨天的“老大哥”挂上钩的。
在猛批“苏修”的同时，为了保证农村的人民公社不“变修”，全国农村从1962年底开展“四清运动”，肃清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中的贪污腐化。1965年，安大中、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被派下去搞一年运动。老年教师不参加“四清”，又无课可上，1966年初，由校党委统战部长、原外语系李主任率领，到郊区一个公社去“观察四清”。我虽然是个“临时工”，也算“统战对象”，有幸和数十名教授和老讲师同行。我们住在一所小学，轮流到各生产队听报告，了解各生产队和公社干部在“清政治、清经济 、清组织、清思想”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然后各人结合自己的“活思想”写学习心得，大多冠冕堂皇，敷衍了事。
在农村“观察”三周之后，李部长又领我们去安徽北方的煤城淮南市，“观察工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淮南市分五个区，每个区都是以一座煤矿为中心的小城镇。我们乘车经过的街道都盖满了煤灰，空气中烟雾弥漫。作为李部长的老朋友、潘市长的客人，我们下榻在可称豪华的洞山宾馆，客房设施包括地毯和现代化的卫生间。白天，我们分乘两部大客车参观煤矿、工厂。每到一处，都有领导干部陪同参观，中午有丰盛的午餐招待。晚间，安排宴请和文娱活动。潘市长设盛宴欢迎，以善饮闻名的姚主任在席上代表大家祝酒，频频用罕见的茅台酒乾杯。散席后，他踉踉跄跄回到屋里，在卫生间地上滑了一跤。马上请来一位外科医生，缝上他脑门和鼻子上的伤口。
这次的淮南之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红旗单位”谢一矿的参观访问。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天早晨，我们来到这煤城的骄傲，煤矿的领导干部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迎进宽敞的会客室。一面墙上挂着大幅的毛主席像，对面墙上挂满了奖旗、奖状，五颜六色，名目繁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奖、最佳矿井安全记录奖、矿井卫生奖、如此等等。我们一面饮茶，一面听党委书记做报告。他首先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接着介绍煤矿过去在日军占领和国民党剥削下的悲惨历史，解放后迎来的新生。如今，生产突飞猛进，矿工生活无比幸福。可惜我们无法知道生产如何突飞猛进，矿工生活如何幸福。
从会客室出来，我们由几名干部领进贵宾更衣室，换上保护服，包括矿工头上的照明灯。然后，我们先乘电梯下矿井，再换乘小火车，一路上向导讲解地下掘煤工作如何进行。我热切地盼望亲眼看到矿工是怎样干活的。但是上级有指示，向导不能把我们一直带到采煤工作面。我们回到地面，又到更衣室，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接着，向导说要领我们去洗澡。我们先穿过矿工浴室。一间大厅里有四个巨大的水泥浴池，里面盛满了热水。向导说，第一个水池里的水洗黑了以后，第二个水池就开放。他接着又自豪地说：“这些浴池是解放后新建的。”我问他：“我们用哪个池子？”他笑着说：“哪里的话，我们怎么能让贵宾洗大池子？那怎么行？”
说着我们已走到一间单独的屋子，门口挂的牌子上面写着”贵宾浴室”。一名服务员递给我们每人一块雪白的大浴巾、一双浴室拖鞋、一小块香皂。我们在清澈的热水中洗了个澡，水一点也没变黑。
洗完澡，我们去参观位于谢一矿一个偏僻角落的“阶级教育展览馆 ”。我们首先参观几间展览室，墙上挂的画和玻璃柜里的陈列品说明本地资本家和日本鬼子怎样剥削和压迫矿工。接着是一间“大病房 ”，当年日本鬼子把那些由于劳累过度和身患重病的矿工关在这里等死。墙上挂着死者和垂死者的图片。病房对面是一间大厅，大门上方挂着一块大匾，上面写着三个斗大的字：万人坑。向导说明，在整个占领期间，日本鬼子把死去的和垂死的矿工扔进一个露天大坑，前后一万多人。然后，我们跟着向导走进大门，绕过一座巨大的木板屏障，在我们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令人怵目惊心的悲惨景象：玻璃板后面是堆积如山的人的骷髅、头盖骨、四肢、身躯。我看着简直透不过气来。我从上小学起就听到过日军暴行的故事，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们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的铁证。而这些尸体不过是千百万受日本侵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几千分之一！万人坑使我们大家都黯然失色，相顾无言。任何一个幸存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宽恕或遗忘？不过，我的思绪很快就奔向近年来人为的大饥荒造成的千百万饿鬼和历年政治运动中整死的冤魂。有朝一日，也会有人为他们建一座纪念馆吗？
大体上，比起我关在大牢里饿以待毙、妻离子散的日子，我和全家的生活都好多了。一毛回来以后，当年夏天老母也从北京回来，全家终于大团圆了。1963年7月2日，我们又得了一个儿子，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哪里知道，在祖国的政治地平线上又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它将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我们一家人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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