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奶奶商议了一下，决定她只能回扬州去，好歹家里还有堂弟妹可以照料她。也许等局势平静下来，她还可以和我们团聚。第二天上午，怡楷去派出所办手续把奶奶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迁到扬州。下午，怡楷又去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去扬州的夜车票，回家后再急忙搞了几个小菜给奶奶送行。奶奶说没有胃口，我们好说歹说劝她吃了半碗饭。我们让孩子们先上床睡觉，奶奶拉着一丁的手，泪痕满面。等事前约订的一部三轮车来到，我陪奶奶坐上去。她连一个小箱子也不敢带，怕引人注意。我提着她的随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车。七十多岁的寡母，患难余生又遭此横祸，我除了叮嘱保重，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目送她孤身走上回乡的路，我心里比自己八年前爬上吉普车孤身去充军更难受。我什么时候才能重见我的老母呢？不过，比起怡楷家在天津的几位长辈，她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怡楷的舅父舅母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家里被红卫兵残酷斗争之后活活打死。她的继祖母和女儿不堪红卫兵的凌辱，双双自缢。四位老人的尸体被扔上卡车送到火化场。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些无辜的老人要被青年学生如此残暴地杀害，而这些爷爷奶奶本来会像自己的孙男孙女一样疼爱他们的？为什么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犯下了这么多无可饶恕的罪行？两年前姥姥去世，怡楷悲痛无比，现在她反而觉得老人家至少逃过了这场劫难。在红色恐怖统治下的国土上，死亡成了唯一的避难所。
不久之后，安大红卫兵开始到教授和老讲师宿舍抄家。在前往某户抄家时，他们一路上敲锣打鼓，高呼流行的革命口号，搞得人人自危。在里面有人家被抄的宿舍楼门口，两名红卫兵手持红缨枪站岗，重现“伟大领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当年农民造反的风采。
一天早晨，大喇叭播发了外语系“红卫兵司令部”的“一号通令”，勒令外语系牛鬼蛇神于上午九时整到水泥球场报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不得违误。名单包括四名俄语老教师，五名英语老教师，外加鄙人。我到达时还不到九点，其它九名牛鬼已经整整齐齐排成一溜，耷拉着脑袋。他们面前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衣服、鞋子、艺术品、收音机、各式各样的家用物品，显然是从他们家里抄来的。批斗现场围满了看热闹的“革命群众”，胜过中华民族传统的“示众”场面。我赶忙站到队末，小小临时工早已习惯于敬陪末座。主持批斗会的一个男生宣布开会，控诉我们大家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他又指着脚下的私人生活用品作为我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而我看着这些东西却想到美国人家的车库买卖。然后，他宣称，我们的工资待遇与工农群众相比高出太多，下令每人要当场自愿提出减低工资。我本以为我的工资已经够低的，现在却被逼得吞吞吐吐地说我一个月有三十元就够了。于是我每月一下就少了四十元。然后我们就在校园里列队游街，每人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也怪，我却连一顶帽子也没捞到。一路上押队的红卫兵高呼口号，无非是“万岁”或者“打倒”。游街后，我们被领进文科楼一间教室，一位姓萧的党员俄语教师宣布牛鬼蛇神成立一个特别小组，进行政治学习和劳动改造。完全出乎意料，我竟官封小组长，真是莫大的嘲弄。
当天下午两点是规定我们第一次政治学习的时间。我提前了几分钟，还没到大楼门口就看见我的九位“牛朋”，包括一位满头白发的女俄语讲师，都蹲在楼前的空地上拔草，他们头上的高帽子上下跳动，俨然是《仲夏夜之梦》中的一景。我问哈佛人、花白头髪的姚主任：“你们在干什么？谁让你们干的？”他一本正经地答道：“总比什么也不干好些。闲着站在这儿给群众印象不好。”我二话没说，领他们进了教室，各人面前有一张小课桌。作为小组长，我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把高帽子脱下来，各人就把自己的帽子立在自己面前。他们对红卫兵这般过分的卑躬屈膝，让我感到不是滋味。
我问大家：“谁让你们戴着高帽子来的？”
“红卫兵没说过我们可以把帽子拿下来。”哈佛人抢先回答，他是以不折不扣按党的指示办事闻名的。“我们都是罪人，既是资本主义，又是修正主义。我认为我们应当放谦卑一些，表示低头认罪。”
“老王，”我转向一位1950年起义的国民政府外交官。作为起义人员，他在运动中是应当受保护的，我好奇想知道他是否感到党和政府背信弃义了。“你在巴黎是戴惯大礼帽的。用当年的大礼帽换来了你面前的高帽子，你有什么想法？”
“小组长的问题触及了我的灵魂”，前外交官严肃认真地答道。老王是一名老式的小文官，一向兢兢业业，我常纳闷他起义的勇气是哪来的。“大礼帽掩盖了我丑恶的反动的过去。这高帽子更合适，因为它显示出我的真面目。我感谢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帮助我正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罪行，帮助我触及自己的灵魂。”接着，七十高龄的俄文翻译教师吴老发言，一口江西官话。
“我和老王有同感，不过我的情况比他的还坏，因为我一度是党员。我1922年入党，离建党还不到一年。不幸得很，不久以后我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组织还在地下，我无法重新取得联系。为了谋生，我给国民党反动派做事。但是我从来没出卖过党或者任何同志。因此，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叛徒。不管怎样，难道我不是全党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吗？和党组织失去联系，难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在与党分离的漫长岁月中，难道我不是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吗？解放把我带回党的怀抱，我也从此献身给党的伟大事业。所以我就存在一个幻觉，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虽然我还没有重新入党。突如其来，红卫兵小将声讨我是叛徒。他们的革命行动触及了我的灵魂。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徒，一个狗叛徒。”
吴老平日德高望重，不苟言笑，一转眼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狗叛徒”。我一时不知如何反应，正在踌躇，俄语组孔教授举手要求暴露思想。
“红卫兵今天上午的革命行动确实触及了我的灵魂。我家里有那么多的‘四旧'。我和它们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年，早已习以为常。一旦它们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才感到震惊，感到羞耻，我竟然会长期迷恋这些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余。甚至有金戒指和其它腐朽的东西，感谢红卫兵天经地义把它们扫走了。”
孔教授的妻子、白头发的俄语讲师，插话了。“从我的大箱子底下，红卫兵发现了许多我早已忘了的东西。有我的结婚礼服，绣花织锦的 ，实在太腐朽了。我做梦也不会再穿它的，不过我想我大概是留着作为我们婚礼的纪念。多可怕的对四旧的留恋。”
起义外交官又补充说：“红卫兵根本没搜查我的家。他们走进来，很和气地要我交出我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于是我交给他们我的小礼服和一副金钢钻袖扣。地地道道的四旧！”
俄语组冒教授也当过国民政府外交官，他是外语系头号牛鬼，也是全校四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一方面由于他历史复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怪话连篇。平日他讲话俏皮，往往取笑同事或党员干部，此刻他发言却仿佛心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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