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牛棚内外，1966 – 68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文化领域又出现了阶级斗争的苗头。一些著名的影片，诸如《早春二月》和《抓壮丁》，在官方报刊上被定性为“毒草”。星期日，安大常组织全校师生前往市内一家电影院免费看这些“毒草”，然后在政治学习小组会上进行批判，提高觉悟。我从没看过这些影片，今日一见倒是“相逢恨晚”，发现它们在艺术上远胜于那些歌颂伟大的党和共产主义英雄人物的公式化宣传品，实在看不出它们何毒之有。报刊上不仅对“资产阶级” 电影和戏剧大张挞伐，连传统京剧也不放过，使人想起希特勒当年对“堕落的艺术” 的打击。年底以前，全国的报刊大张旗鼓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当年是我的母校西南联大的教授、明史专家。他也是中共的“同路人”，“解放”后入党，近年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红极一时。他根据毛泽东授意写的历史剧歌颂明代清官海瑞，而现在却被一口咬定是借题发挥，为被毛泽东罢官的彭德怀元帅翻案。
1966年春，对吴晗的批判升级。他和《人民日报》主编邓拓、北京市宣传部长廖沫沙合作的报纸专栏《三家村》被定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大毒草。其结果，不但这三位享誉文坛的党员文人身败名裂，而且堂堂的北京市长和市党委也受株连被“一锅端”。5月1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国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除“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显而易见，对一部历史剧的批判不过是发动另一场政治运动的突破口，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运动又将怎样进行。
6月1日清早，从附近的广播大喇叭中，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30新闻播送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全国革命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论的语调比1957年反右派的社论更加歇斯底里。我从怡楷的眼睛里看到不安的神色。一丁问我：“爸爸，牛鬼蛇神是什么？”我答不上来，他妈给我解了围：“一丁，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没见过。等着瞧吧。”
我急急忙忙去文科楼上八点钟的课，精神有点紧张。一进楼门，我就看到门厅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我飞快地扫了一遍，发现都是针对冒教授、杨教授、和姚主任的，感到松了一口气。也许作为临时工，我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 吧。走进教室，发现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便去系办公室了解情况，却看到我班上几个学生正在旧报纸上写大字报。我想跟他们打招呼，可是谁也不理我。我不知怎么办，走出办公室，碰上杨主任皱着眉头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我焦急地问他：“杨主任，我们从此停课了吗？”他结结巴巴地说：“没有，没、没有 。暂时停、停一下。长期停、停课怎么受、受得了？”他的口吃比平常更厉害了。他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儿子，当过海军舰长，从南京一所军事学院调来接替李主任的。他有在莫斯科大学教过几年现代汉语的经历，比较重视业务工作 。
与杨主任的想法相反，课一停就是好几年，我也从此以后就没在安大教过书。学生吵吵嚷嚷要闹革命，校领导慌了阵脚。既然中央文件已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列为斗争对象，校党委就姑且先“抛出”三名老教授和中文系一名常在本地报刊发表文章的青年教师，作为“靶子”。几乎一夜之间，校园变成了一座用竹杆和芦席搭起来的迷宫，芦席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肆意攻击校党委抛出的四个靶子，也不放过其它中、老年教师。我在这些稀奇古怪的曲径中游荡，东张西望，暗自希望这一次我或可幸免于难。不久，我就看到一张把我画成“笑面虎”的漫画，下面的说明是“死老虎没死！”我不免有点惊慌：难道这次他们真的要把我整死吗？一张大字报罗列了我的极右罪行。另一张揭发了我的罪恶历史：我当过飞虎队和国民党空军的翻译官。还有一张谴责我在教学工作中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和修正主义思想腐蚀社会主义青年。我的罪名包括：抵制教学改革，坚持用英文文学原著作教材，而不用中文政治性文章的英文翻译；在听能课上散布敌台的反动宣传；选用欧· 亨利的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吃野鸭、喝法国白葡萄酒、呷小杯浓咖啡；抬高一名英国资产阶级的中学教师，用来美化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格列佛游记》含沙射影攻击新中国；如此等等。我本指望可以幸免，但我又错了。一名右派分子，哪怕已经“摘帽”，是理所当然的“牛鬼蛇神”。在家里孩子们也把“笑面虎” 当作我的绰号，他们哪里想到眼前可笑的胡闹可能会对我们全家带来怎样的后果。
一连几天，各系学生写的揭发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遍布全校的大喇叭不停转播《人民日报》一篇接一篇煽动性的社论，或者革命学生声讨四名“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章。“革命造反” 精神一触即发。6月6日之夜是一个合肥特有的闷热的夏夜。我在蚊帐里好不容易熬到半夜才睡着。过了一会，我就觉得怡楷不停地在用胳臂肘推我，小声说：“你听，多少人叫嚷，喊口号！”我听见校园中心人声鼎沸，迷迷糊糊地说：“学生吃饱了没事干。咱们睡吧。”又过了一会，我还没完全睡着，又听见怡楷更紧急地小声说：“你听，他们在喊你名字，朝我们这边过来。”我还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听外面有人用脚猛踢我们的大门，嘴里喊着：“巫宁坤，开门！开门！”奶奶带两个大孙子睡在外屋，下了床，颤巍巍地打开门。一群我班上的学生冲了进来，叫嚷着“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打倒美帝国主义！”带头的男生叫汪崇德，英语学不好，但“出身好”，杨主任教我给他个别辅导。他们把我拖下床，拉着我往外走，经过外屋我一眼看见一丁和一毛在墙角蜷缩在一起，又抖又哭。我连忙说：“别害怕，乖孩子。这都是我班上的同学。你们认识他们的。”下楼到了门口，我定神一看，只见外语系几位教授直挺挺跪在我门前小道上，我真有点“受宠若惊”。革命学生一路吆喝，连推带搡，把几名老“牛鬼”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篮球场。
到了球场，眼前的景象令我惊骇：几十位教授和老讲师跪在水泥地上，前前后后挤满了黑压压的学生，一名男生正站在前面一个小台上怒气冲天地控诉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阴谋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押解我的学生从我背后对我拳打脚踢，我踉踉跄跄地跪倒了。
声讨结束，一个刺耳的男声从大喇叭里宣布：“革命的同学们！今晚我们在揪斗安徽大学的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人民的敌人一直在梦想恢复他们的资本主义天堂！但是我们胜利了！现在让我们收兵，准备明天继续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我慢吞吞地回到屋里，已经是凌晨两点半钟，全身酸疼，头昏眼花。我纳闷这种流氓行为和所谓的文化革命有什么关系，我的脑子也无从理解这么不可理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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