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之后，出乎意料的，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更多的自由，改善生活待遇。我当然感到高兴，仔仔细细读了报告。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不久，肃反办公室的一名年轻干部派人来叫我 。
“你这些日子干什么啦？享清福，是吗？”他含讥带讽地说。
“我在学习周总理的报告。”我想这总不会有问题吧，可我又错了。
“这样你手里又多一件武器了，对吗？”
我大吃一惊，答不上来。
他接着说：“我认为你眼前的任务仍然是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一个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周总理的报告保护不了反革命。”难道这个乳臭未乾的极左分子竟敢公然对抗周总理吗？我搞糊涂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类人被这出乎意料的180度大转弯搞得狼狈不堪，他们还指望体面地收拾南开的肃反运动，不要太丢面子。
不久之后，中共天津市委员会派来南开的一位干部约我谈话。他向我表示歉意，他说我回国才几年，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很大。他向我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他的 “保证”更加深了我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盲目的信念。同时，学校宣布英语专业停办，学生转学，教师听候分配。五月中，人事处通知我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怡楷也到该校工作。有些同事羡慕我们，怡楷却并不喜欢在共产党统治的政治中心生活的前景，更不愿离开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哥哥姐姐。六月中，我们出发去北京，她怀里抱着五个月的小丁丁，哭得像个大孩子。是否她本能地预感到这是一次强加于她的冒险的起点？
第三章 百花与毒草，1956 – 58
一
1956年夏初调回北京工作，我开始期盼重新投入学术生涯，同时与妻子和新生的小宝贝一起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怡楷分配在英语系资料室任资料员，负责管理英文报刊。校园很小，无景色可言。好在颐和园近在咫尺，我俩一有空就推着坐在小推车里的一丁去那里遛达，在长廊上或花木扶疏的昆明湖畔流连忘返。使我分外高兴的是，我妹妹宁慧和妹夫张韵轩也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宁慧在市中心的二十八中任副校长，韵轩在黑色冶金设计院任副总工程师。他们的儿子张纯比一丁大八十天，他有时来我们家小住，我们就带他一道去颐和园。两个小表兄弟，面对面坐在小车上，健康活泼，仿佛象征着我对万里回归为之效命的祖国更新的信念。妹妹一家三口常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天气好，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颐和园，到各处照相留念，或是在湖上荡舟消闲。晚饭后一面打桥牌，一面聊天，谈的往往是令人鼓舞的政治形势。宁慧夫妇都在申请入党。一年前肃反运动的无枉之灾似乎已经是陈年往事了。这里当然不是鸟语花香的人间乐土，但是中国好像即将进入一个进步繁荣的时期，因为党中央不厌其烦地宣传毛泽东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思想言论自由过去被目为异端，现在却被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学院简称“干校”，规模不大，有英语、日语、法语三个系，以英语为主。英语系的学生也不过一、两百人。我当然宁愿到一所正规大学任教，但是既然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我也祗有知足常乐了。
七月中，我就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大会发言以汉语和英语为主，因此汉译英的任务很大。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其中包括钱钟书、杨周翰、李赋宁、吴兴华、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吴景荣等人，还有南京大学副校长范存忠教授。我们的工作繁重，翻来覆去翻译一稿又一稿的政治报告，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错误”，还有数以百计的代表发言。有时我们还加夜班。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英、美的著名学府或国内的教会大学毕业的，都心甘情愿为共产党的会议效劳，这足以显示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功。同时，这些年富力强的学者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训。有一次，我奉命翻译朱德元帅的一篇发言稿，感到他辞不达义，一时恼火就脱口而出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办啊？”钱钟书先生，素来以言辞锋利闻名的，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又把一个食指放在他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看来我还是太天真。尽管如此，看到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放松阶级斗争，我受到鼓舞。新党章提出防止在中国出现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也使我感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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