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国庆，北京举行盛大游行，我被邀参加观礼，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面对这喊得声嘶力竭的游行人海，我感到十分无奈。学院为我有幸参加国庆观礼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也感到羡慕，不过一站几个小时对我的两条腿和膀胱却是苦不堪言。
大会闭幕以后，我和钱钟书、王佐良一起留下来，参加大会文件英译的定稿，直到十一月中才返校任教。我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负担较重。但我脱离教学已逾一年，渴望重登讲台为好学的学子授业，因此并不计较。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我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
在“百花齐放”的春天，北京出版的几家重要学术刊物向我约稿。王佐良主编的《西方语言文学》季刊于1957年4月创刊，其中登载了我写的一篇评论诗人卞之琳教授的新译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文章。五月，我又完成了一篇评论吴兴华精心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的长文，预定在夏季号刊出。与此同时，已调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卞之琳老师，和原燕京西语系青年同事杨耀民，一道来访。耀民年青时患婴儿麻痹症致残，他不怕劳累拄着双拐来看望我，令我感动。他秉性谦和，待人以诚，入党后还是老样子。在交谈中提到了两年前的肃反运动，他认为中国跳过了资产阶级革命，不懂自由和民主，才会犯肃反这样的错误，现在要补课，大力开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学也提到日程上来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担任文研所的学术刊物《文学研究》季刊的执行编辑，特来约我写一篇万言长文，纪念美国诗人朗费罗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国内唯一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译文》月刊约我翻译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的著名中篇《珍珠》。我但愿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钻研，认真做一点 学术研究工作。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无怨言。
1957年5月1日，放假一天，庆祝国际劳动节。当年我教过的十多个燕京毕业生相约在颐和园聚会，邀我和怡楷参加。那天风和日暖，游人如织。我们在后山还碰见久违的陆志韦校长，大概“无官一身轻”吧，他显得更洒脱了。我们坐在包租的画舫上，沐浴着春风煦日，在座的在肃反中几乎都因莫须有的“ABC”反革命集团受过冲击，此时此刻大家都感到心旷神怡，又放言无忌了。有人带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朗读了头版头条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的通知。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和党员积极投入运动，主动向各行各业，特别是知识分子和 “民主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都受到鼓舞，赞赏共产党作出的这个勇敢决定。是中共诚心诚意从去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吸取教训吗？诚心诚意努力实现为新中国带来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许诺吗？我满怀希望，拭目以待。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我几年来第一次热心看报。《人民日报》和北京的其它报纸，每天都连篇累牍地刊登对共产党干部和方针政策的批评文章，作者大多是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反对“党天下”主张各党派轮流执政；有的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主张 “教授治校”；有的大声疾呼，共产党如一意孤行，人民将起来革命。各大学、各政府部门、各“民主党派”，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大鸣大放”，畅所欲言，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整风。我妹妹宁慧，作为二十八中的非党员副校长，被邀到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参加 “鸣放”。她诚恳地指出目前中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如何改进的意见。她的发言登在第二天官方的《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在邻近的北京大学，“大鸣大放”如火如荼，大字报铺天盖地。当年我在燕京任教时的助教黄继忠积极“要求进步”，后来留在北大，现在也热烈地参加大鸣大放。放眼全国，言论自由俨然“百花齐放”，岂知到头来却是昙花一现。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场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扼杀了后来以“北京之春”闻名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出现的批评有不少是“毒草”冒充“香花”。他宣称，这不是党所要的“建设性批评”，而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罪行。曾几何时，共产党堂而皇之发动的自身整风运动却变成了一场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人们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足智多谋的“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场运动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让那些胆敢犯上的人自投罗网。
二
我落进了他的“阳谋”罗网。
虽然“鸣放”热火朝天的北大近在咫尺，“干校” 却并无动静。学校的领导干部都是延安出身的老党员，他们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在没摸清运动的风向之前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有些学生，到北大看过大字报之后，回来贴了些小字报，对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和低效率的行政工作提出温和的批评。我问过冯副校长，他对这些意见怎么看法。他含含糊糊地说：“这些毛小伙子年纪太轻，不知天高地厚。”教师当中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贴大字报。
有一天，一位党员英语教师问我是否也打算参加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改造”。“我？”我哈哈一笑答道。 “我是下你们的油锅炸过的。而现在你们党员却要用‘和风细雨’来整风。和风吹得党员醉，细雨打得群众湿！滚水烫一烫不会更有效一些吗？谢谢您啦，我用不上你们的整风。整了那么多年，我已经整得跟圣人一般乾净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校党委开始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琐碎的意见提了一些，但没有人碰重大的问题。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他年青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到延安投身革命。他平常沉默寡言，这天一坐下就谈起他本人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经历 。
“很多革命同志都受到严峻考验。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日本留学生，我自然而然被当作有特务嫌疑。有些人自杀了，但我经得住考验，赢得了党的信任。”
“我钦佩您在泰山压顶时岿然不动的精神，”我说。 “但是我不明白 ，这些人既然放弃一切投奔革命队伍，党为什么还要采取各种严峻的手段考验他们？”
“你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是战争年代。一方面是国民党，一方面是日本人，斗争十分剧烈。党不能掉以轻心，否则敌特就会渗透革命队伍。”
“这种特务你们抓到多少？”
“不多，没几个。”
“付出伤害那么多好同志的代价？ “
“不管干什么都要付代价，错误总是难免的。干革命必须看主流，看事物光明的一面。这正是为什么党中央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必须以 “和风细雨” 的方式进行。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这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政策。我们大家都必须开诚布公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我对教职员鸣放会进行的情况很不满意。好像没有人愿意在会上鸣放。提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大学教师是高级知识分子嘛，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以你在学校的威望，我希望你在下次会议上带头把心里话说出来 。”
(本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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