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假期过后，批斗会继续进行，对象是其它教师和学生。李天生是一年前才调来的，被划为“极右分子”。黄教授有一些右派言论，但他为党工作多年，本可不戴右派帽子。无奈他不听告诫为我辩护，最后又在我正式定罪之后公然和我握手，就被戴上了“一般右派”的帽子。由我负责的教研窒副主任潘教授，由于 “盲从”我的教学思想，受到批判，划为“中右”，不戴帽子。葆青也受到批判，幸免于“右派”之难，因为她的爱人在外国语学院承担了全部罪状，已被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 。
全体学生不过二，三百人，被划为右派的竟有二十几名，其中包括一名十八岁的女生。还有我教过的一名调干生，多年为党做机要工作，也被戴上帽子，因为他认为领导干部不懂业务，学校应由我这样的内行领导。他的名字叫向前，于是有大字报挖苦他 “‘向前’不向前！”
这时候，怡楷第二次怀孕了。尽管每天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俩为一个新的希望来到一个四面楚歌的家庭感到鼓舞。一个在患难中孕育的孩子是我俩对生活的信念的证言。
运动进入尾声，学校预定十一月上课。校方接受学生的要求，分配我教三年级全部三个班的英语精读课。看起来，在教学工作上，我还是站得住脚的。同时，在新落成的专门为高级知识分子盖的小楼里，又给我分配了三大间的一套。也许党中央会回心转意，宣布这个运动又是一次错误，如同肃反一样？也许头脑清醒的领导人开始认识这个运动对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个有威信的执政党，怎么可能信誓旦旦征求意见在先，又背信弃义罗织成案在后？我翻来复去考虑，对前景还抱着一线希望。我毕竟是一个有妻儿老小的凡人，我没有当殉道者的准备，我的血肉之躯是软弱的。
十一月来到了，学校开始上课，但校方并没通知我去上课，却让我和其它右派一起到图书馆去为堆积如山的新旧书刊编目。我的任务是英文书刊。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在校园里搞体力劳动。看来情况不妙。
同时，《珍珠》翻译的交稿期越来越近了。白天政治学习，强迫劳动之后，夜间我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爬格子。我的手指冻僵了，但我却为小说主人公一家人的故事感到心醉神迷。年青的印地安渔民奇诺以采珍珠为生,他采到了一颗“稀世宝珠”，却因此受到当地贪婪成性的恶人的残害。我们几个月来的受难，不是正像他一家三口，妈妈怀里抱着小宝贝，黑夜在丛山中逃避残暴的敌人的追踪？奇诺终于逃出丛山，把宝珠扔回大海，从而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我却仍然在暗黑的丛山中摸索，还不知道是否能出得去。不论结果如何，我决不会扔掉我精神自由的宝珠，它虽眼不能见，却是熠熠生辉的。
四
1958年3月初，全体师生，包括右派分子在内，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反右斗争的总结报告。作为党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他制订了惩处右派的政策规定。右派问题性质属于“敌我矛盾”，但一般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怡楷参加职员小组学习，根据一些发言中透露的信息，要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秋后算帐”的日子快到了，我的心情日益沉重。我遭殃，我怀孕的妻子、两岁的儿子、还没出世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会掉进这个梦魇般的泥淖？我上了圈套，无计可施。我不是生杀予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手。我绞尽脑汁写检讨，指望从轻发落。我用哈姆雷特悲愤的心声安慰自己：“在这个万恶的时世，功德反而必须向罪恶请罪—替它做好事，反而要磕头求拜。”
3月21日，在学生食堂举行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对全校右派分的处理。我名列榜首，受到一等一级处分：“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我的处分宣布后，师生代表纷纷登台发言，控诉我的“滔天罪行”。对这种谰言，我已经麻木了。我心里想的是，当年我不听亲友的严词告诫，兼程回国。现在，过了不到七年，他们最害怕的情况发生了。我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然而，我仍然认为并不是我犯了错误。即便没有在1951年回来，我迟早也是会回来的。而且，非常可能，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我从来没有想当殉道者，我也没有殉道者的感受。我不能以崇高的理想或正大的原则自许。然而我也无所悔恨，因为我不可能作出别的选择。
受到劳教处分的还有李天生和英语二年级的男生小朱。他个头不大，思想活跃，热爱毛主席，自己出钱买了油印机和蜡纸，刻印传单，参加鸣放。他和李天生当场就被武装人员押走了。我因忝列教授，须上报国务院认可，才算手续完备。所有其它右派学生一律开除学籍，送往百里外的农村监督劳动。
当天正赶上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得参加投票。右派理论上仍享有公民权，奉命参加投票。大会散会后，一名小干部煞有介事地召集右派分子训话，他那付模样举止活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那名警官。他声色俱厉地教训一通：
“你们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但是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宽大为怀，不把你们作为‘敌我矛盾’处理，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党的政策是化敌为友，给你们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机会。连你们投票的权利都没剥夺。你们都从各个方面罪恶地攻击过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你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性。你们应当从内心深处感谢党给予你们这样人道主义的待遇。现在排好队跟我到投票站去。”
我们二十多名人犯排好队，由他押解，又回到食堂，走到搁在一张方桌上用红纸包着的大投票箱面前，行使共和国社会主义公民的宪法权利，为独一无二的候选人投下“神圣的一票”，证明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性”。
投票以后，毛校长派人把我和怡楷叫到她的办公室去。屋子里满是烟臭味。她伸手指示我俩在她大办公桌对面两张椅子上坐下，手指中间夹着一枝点燃的香烟。
“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他们会怎么对付你？”我一时答不上来，她倒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
“你说的不会错，”我有气无力地说。 “不过我没法知道。”
“可是我们没枪毙你，对不对？虽然枪毙你也是罪有应得。这就是国民党和我们的区别，”她接着说。“我们并不止是对你宽大，你注意，我们是要挽救像你这样犯过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人。我们给你的处分在你看来也许太重了一些，但这样可以让你深刻认识你的问题的严重性，帮助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果你是个老头子，我们也许会不这样处理。噢，降级啦，或者别的什么。因为你才三十八岁，对吧？将来还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这样做可以保证你彻底改造自己。你还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说的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又有气无力地说，等她打发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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