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高，别太激动。你犯了个大错，也没法挽回了。眼泪是洗不掉的。但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罪。大家生活都艰难，人难免受到诱惑。我决不会抓住你小辫子不放，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姐妹。现在你也不能为这件事跟自己过不去。这很重要，你听见吗？学校不让你呆下去，我认为呆下去对你本人也没什么好处。你也许不愿意回家，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拿不到二十二块一个月了。但是你可以守着爱人和孩子，那可比我强多了。从这次的事情吸取了教训，你会活得更好的。先呆在我家，等我决定怎么办。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你听见了吗？我们俩还是姐妹。”
她又哇哇地哭起来。我轻轻地在她背上拍着。
“小高，打住，要不我就要真生你的气了。我得马上回去上班。等毛毛醒了，替我亲亲她。”
这新的难题成了我沉重的心事，常让我夜里睡不着。我怎么办？小高非走不可。我也害怕再找一个阿姨，不定会出什么问题。其实我根本雇不起阿姨。我得克扣食物才能付她的工资。每顿饭，我总让一丁先吃饱，然后自己才吃。我已经没什么奶，一毛要喂稀饭，几乎用掉我们全家的大米定量。鲜牛奶是专门供应高干的，我只能跑附近的食品店，为她搜购奶粉，虽然明知市上出售的奶粉的成份大多是糖和其它非奶制品。我的面部和小腿已经有明显的浮肿症状。我知道我应付不下去了。
在多少个不眠之夜翻来复去思考之后，春节假期快到时，我无可奈何地决定和一毛分手，把她送到天津去托付给我娘。这个十九个月的小女儿还没见过爸爸，现在又要被迫离开妈妈的怀抱了！
如果我们在家生活这么艰苦，宁坤在北大荒劳改营的日子不知要更艰苦多少！
我真害怕在一年中客运最拥挤的时候带两个小孩挤慢车去天津。旅行一度是赏心乐事，现在却好像从一个恶梦走进下一个恶梦。客车永远是拥挤的，但在春节假期就挤得水泄不通。小高送我们去火车站，然后就回家。事前我警告她不许哭，但她还是哭了，又给孩子每人买了一小袋水果糖。我们在烟雾缭绕的候车室里等了个把钟头之后，终于被周围的人推到站台上。我左手抱着一毛，右手搀着一丁，小高从后面把我们推上了一节硬席客车的车厢。车厢里挤满了人，通道里也有人坐在地上。我想我也得赶快坐下，要不然可能就没空了。我把一毛抱在怀里，让一丁在我身旁坐在地上。这时已是半夜，孩子们很快就睡着，我自己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清早我们到达蚌埠，换车去天津。候车室混乱不堪，挤满了大人、小孩，还有行李、箩筐、扁担、活鸡活鸭、各种蔬菜，空气中弥漫着烟臭。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小块空地放下我们的包裹，对一丁说：“妈妈得去排队买票。你和妹妹坐在包裹上等妈妈。你四岁了，是大哥哥，你看着妹妹，不要动。”一丁笑着点点头。我花了一个钟头才买到票，回到原处，看见一丁在打磕睡，毛毛却不见了。我大吃一惊，猛一下把一丁推醒：“丁丁，妹妹呢？”他一脸害怕的神色。“我不知道。我睡着了，等我醒来，她不见了。”我赶紧说：“别害怕，丁丁乖乖！呆在这儿不要动。做个好孩子，听话。妈妈去把妹妹找回来。”其实我倒感到很害怕，拐卖小孩的故事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我在坐着和躺着的人群中挤来挤去，从大厅一头一直到另一头，一路喊着：“毛毛，毛毛，你在哪儿？妈妈在找你，快到妈妈这儿来，毛毛，毛毛！”没有回应，没有毛毛的影子。我感到惊慌失措了。这时我想起我还没到大厅的角落找过。我从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等我到了最后一个角落，才看见我的小宝贝蜷缩在污秽的水泥地面上。她边哭边喊着“妈妈！妈妈！”我在几个人身边绊过冲到她跟前。“毛毛，毛毛！妈妈在这儿！别哭！别哭！”等我把她抱到怀里，我倒哭起来了。我使出全身气力拥抱她，吻她。这时我才发现她的棉大衣不见了。“毛毛，你的大衣呢？”我惊慌地问她。“我不知道，不知道。” 她哭着说。 “没关系，别哭，好乖乖！”我把她抱得更紧。一丁跳起来欢迎他失而复得的妹妹。我们是最后上车的，当然没有座位，不过毛毛安全地躺在我怀里，我也不太介意了。
我娘突然又见到我和两个外孙，又惊又喜。等我告诉她这次为什么回家，她止不住流下眼泪说：“怡楷，你怎么受得了这么多罪！你理当把毛毛送到你娘这儿来。不回家，你该去哪儿？要不有个娘有啥用呢？不过你会很想她的。”
娘说得对。我知道我会很想她的。但是感谢天主，她有一位慈爱的姥姥收留了她。
第八章 饿 莩，1960 – 61
一
1960年10月26日，我们一行三、四百名右派教养分子，由武装公安部队押送，搭乘 “专列”抵达茶淀，这是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的一个小站。下火车后，我们背上揹着铺盖卷儿，手里提着包裹，列队步行十八里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前往清河国营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虽然又饿又累，我们却满怀希望。我们以为，在这个直辖首都的主要劳改农场，我们一定会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稍微好一些的伙食。
迎接我们的是田野上一座城堡式的怪物，蜿蜒环绕的灰色墙顶上布满了铁丝网。一群绷着面孔的公安干警把我们领进门去，铁门两边有持枪的士兵把守，枪口装着明晃晃的刺刀。高处岗楼上的士兵拿着手提机关枪。进去以后，我们一排排在地上坐好，听三分场场长做报告。他说这次移监的目的是加速我们的思想改造。他强调严守监规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严重警告：“你们任何人胆敢企图逃跑，必定要受到严厉的刑事处分，虽然我们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图都决不可能得逞。没有管教干部带领，或书面批准，任何人不得外出。警卫人员随时随地可对任何企图逃跑的人犯开枪。你们进门时看到墙头的铁丝网了吧？那是通了电的。拿你的血肉去和通电的铁丝网拼，那是找死。就算你万一溜了出去，外面有骑马的警卫每天二十四小时沿着大墙巡逻。他们一瞅见逃跑犯就立即开枪。你们是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们不会干这种蠢事。但是我得把丑话讲在前头。”
我决没有逃跑的念头，但是对于囚禁在这样一座禁卫森严的监狱里却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不是一再说我们不是犯人吗？这位场长不是也说我们是不可能企图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吗？而我们明明被关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监狱的牢房里。我不禁怀念起兴凯湖的劳改营，那里见不到警卫人员，更不用说装了刺刀的来复枪了。和这座灰墙环绕的大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平静开阔的大湖，每逢歇大礼拜我可在湖边自由自在地漫步。然而，我也认识到，那种没有警卫的自由无非是一种假象。那里没有必要设置警卫，因为遍布营地的沼泽比持枪的士兵还致命。“既然你是一名事实上的犯人，”我跟自己说。“那你就不如充分享受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犯人的一切待遇，否则你就会被软化而忘掉严酷的现实。”监管越严峻，我的心灵就应更自由地翱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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