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口袋里揣着什么？”我又问他。
“只有两个窝头，”他说。
“交给我，快！”我命令他。
“这是我的午饭，”他央求道。
“你回家再吃吧。马上交出来！”
我不容分说从他口袋里强夺了两个金黄的窝头。可怜的四哥，好心没得好报，辛苦了一天，他还得步行十几里崎岖的石子路走到茶淀车站，再空着肚皮搭那趟慢车回家。我觉得自己活像希腊寓言里的那条蛇，在好心的农夫救活了它的命之后把他咬死。
我满载而归回到监房，成为少数“富有者”中的新贵，受到周围“贫困户”的嫉羡。我把珍贵的黑市食品每天为自己限量配给，可是一周下来就吃得精光了。我毫不踌躇又写信求援，“仿佛是越尝滋味越开了胃口，”如同哈姆雷特所说的那样。
春节前夕，没想到老母也来探监。她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和怡楷教中学的二哥结伴同行。他们带着两个装满了黑市食品的大旅行包，走到三分场。我得到批准和家人在一起过夜，“招待所”是干部和留场职工子女上的幼儿园的一间大屋子。由于浮肿，我周身软弱无力，一位新来的队长、刚从部队复员的年轻战士，主动帮我把铺盖卷儿扛到幼儿园。一路上，他很和气地说：“老人家来一趟不容易，你得留她多住两天。过春节嘛！”他主动为一个劳教犯扛行李，我本来已很感动，此刻又听到他这种朴实无华的情意，我更感到惊异。看着他紫红的农民脸膛儿，我意识到他新来乍到，还没有“进入角色 ”哩。也许是李队长第二？我真心诚意向他道谢，并私心祝愿他永葆无邪的青春。
面对白发苍的老母，我欲哭无泪。老人家年已六十六岁，一双小脚，从火车站走十几里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一路又受糖尿病折磨，在没有树木的原野上找隐蔽的处所方便一下。这是一个敬老的文明古国！
娘从一路提来的食品袋里先拿出个纸包，边打开边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烤炉烧饼，萝卜丝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连影子也没有。白萝卜倒有，不如扬州的好吃。现在好面粉也困难，春节一户才配给一斤。我切了一碗白萝卜丝，加了葱花，滴了几滴麻油，一个一个在煤球炉上烤出来的，自然没有烧饼铺做的好吃。”我忍不住哭了。
娘说：“哭什么，吃吧。”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吃起烧饼来，不知不觉就把十个都报销了。
娘问：“味道还可以吗？”
我说：“说不上，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再来十个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说：“听说你们这里饿死了不少人。看到你活着，我就放心了。”
我们和其他难友及家属都住在一起。很奇怪，人人都在轻松地交谈，仿佛他们是在进行正常的春节拜年活动。我没看到有人流过一滴泪。连一滴泪也没有！也许这些人已经与眼泪和欢笑无缘了？当晚，在唯一的大炕上，娘挤在两位妇女中间躺下。二哥和我把两张方桌拼成一张 “双人床”，我们俩躺在一起，悄悄地谈了一夜。他告诉我大跃进造成的祸害，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难。我给他讲在北大荒的劳改生涯、在清河的饿以待毙。他一边摸我的四肢和胸背，一面轻轻说：“皮包骨，没一点儿肉了。我们得赶快、赶快给你多送东西，要不然就会后悔莫及了。”
“五一”劳动节，宁慧从北京来探监，大腹便便，路上当然很辛苦。她在接待室巧遇怡楷的大哥和他十五岁的儿子和平。我记得和平是个很坚强的孩子，但他一眼看到老姑父面目全非就哭了，宁慧也忍不住泪如雨下。我强作欢颜安慰他们：“别这样，你们那么远来这儿不是来哭的！你们看到我还活着，应当高兴啊。你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可以帮助我早日恢复健康。” 我们隔着一张长桌面对面站着，桌上搁着他们的旅行包。我们讲了一点家常，十五分钟的接见时间就完了。
一旦拥有这些食品，我成了难友们嫉羡的对象，尤其是那些“贫困户”。有些人的家人在外省，即便能来“送牢饭”，路上也要耗时费日。还有人本来是养家活口的，他一走家里的人吃饭都有困难，哪有钱买黑市食品送来。中队里偶尔有人偷别人的食品。我把所有吃的东西锁在两个旅行包里，堆在我枕头后面。我给自己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好像一个吝啬鬼花每一分钱都心疼，因为我不知道在这里还要关多久，也不知道亲戚们什么时候能再来。有一天，从地里劳动回来，我发现一个旅行包上的小挂锁被砸了，丢了几样吃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向队部报告。抓住小偷不会太难，因为嫌犯肯定是一个因病留在家里的“贫困户”。一转念，我又暗自 思量，不管他是谁，我可怜的难友和我有同等求生的权利，他为什么不能采取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呢？何况，在他硬着头皮下手干小偷小摸之前，他不定经受过怎样痛苦的思想斗争？若是我像他一样走投无路，难道我就不会干出同样的事，或者更坏的事？再说，他并没动我大多数的宝贵财富。
“贫困户”中有一个搞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学者，他在炕上睡在我右手。有一天，他递给我一张用他的优美的柳公权体写的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 我踌躇起来，我觉得，这些食品是我的亲戚们作了重大牺牲买来救我命的，我无权拿来做人情。第二张条子内容相同，加了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看着他优美的柳体书法，我心软了。我上中学时练过柳字，始终没有入门，因此我一向钦慕柳字写得好的人。这么优美的书法落得这么凄惨的下场！这个不厌其烦地吹嘘自己的古老文化的民族，今天堕落到什么地步！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递给老刘一张烙饼。
第二天，他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去了，因为队部认为重病号继续留在普通监房影响其他教养分子的士气。分手以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我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
“别挂在心上，老刘，你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把你的柳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
“那可不成。”他无力地微笑着告饶。“要是你真喜欢我的字，等环境好转后我给你写个条辐。”
“老刘，你可要说了算。多保重！” 我无力地哈哈一笑。
三
冬去春来，全国期盼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感谢亲人送来的昂贵的黑市食品，我的身体好了一些，但是我的健康受到严重破坏，很难迅速复原。两条腿还是浮肿，软弱无力，人常晕倒。一天，队部批准我去农场医院门诊部看中医。大夫是劳改犯。听了我的主诉之后，他摸了我的脉，看了我的舌苔，然后摇着头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很惊讶你的情况还这么好。尽管，如你所说，你吃了一些好的食品，但你的五臓脏六腑功能呆滞，不易吸取养分。一条冰河要想解冻，重新畅流，一两天风和日暖是不够的。需要时间，需要十分小心。我不想吓你，在目前情况下，真可说人有旦夕祸福。我在这儿见的多了，唉！你是位教授，你明白我的意思。千万保重。”
我并不感到惊惶，但我肯定也没从他的话里得到任何安慰。
后来，五月的一天，分管我们班的队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一个偏僻的角落“执行一项任务”。任务是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队长没说明坑是作什么用的，因为他们一向让我们盲目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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