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过荒芜的田野慢慢朝目的地进发，一路上感到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可是看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我们三个人干这点活不需要很长时间。坑一挖好，我们就看见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地朝着我们走过来。车子快到眼前，我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一个死人！车子在我们挖的坑前面停下，赶车的“老就”跳下来，哭丧着脸咕 鲁道：“把他推下去，盖上土，麻利快点儿！别婆婆妈妈的！”我掀开草垫，看到一双我认得出的深陷的眼睛，吓得我全身发抖，两腿发软。我们用铁锹、铁锨草草地埋葬了老刘。赶车的往新填满的坑插进一跟木片标记，上面有用黑漆写的一个号码。他让我们搭老刘刚腾空的车子回营，我们三人都宁愿自己走回去。一路上，脑子里冒出《哈姆雷特》中墓地那一场。我怨自己没有那个掘墓人对死亡轻松的态度。接着，我又为自己开脱道，毕竟他干这个行当干过三十年了，而我干这个还头一遭。晚间，我按规定去向队长汇报。
“报告队长，我们完成了任务，”我说话时有点自满情绪。
“你们挖了几个坑？”他绷着脸盘问道。
“一个，”我据实回答。
“一个？”他狠狠地问我。“就一个？我问你，一个坑能睡几个人？你愿意跟另外一个死鬼合用一个坑吗？你这无用的书呆子！我不该把这轻松活儿派给你的。回去写个检讨交上来。”
我不介意做点家庭作业。不过这件事对我有了启发。死者上大学时是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如果他能那样摔手而去，我怎么知道下一个不轮到我呢？农场已经饿死了许多人犯，不过死亡从来没有靠我这么近。我惊惶失措了。我不愿不见怡楷一面就摔手而去，可是我又不愿让她烦恼。我翻来覆去地进行思想斗争。我该不该要她来看望我？我非要不行：一别三年，这次见面对我们俩都非常重要，既然死亡已离我这么近。我也非常想再见我的儿子，也至少见我女儿一面。可是这样做是否真的对她或孩子们有好处？如果他们就此再也不见我，是否对他们更容易一些？或许我太自私了吧。我要她来看我，是否会给她在政治上惹来更大的麻烦？不行，我不能那样做。我为什么要给她的沉重负担再火上加油呢？可是，如果我把她蒙在鼓里直到为时已晚，难道她不会怪罪我吗？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有权利把她关在我生命的门外吗？“祸福与共，病康偕老！”终于我抛去重重顾虑，向她发出一个“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据李怡楷口述）
一
宁坤调到清河农场时，我曾希望情况会有好转。至少，他现在离我近了一些 ，邮件往返也会快一些了。按照监规，他每个月写两封简短的信，告诉我他好着，教我别担心。我怎么能够不担心呢？我自己就得了浮肿病，连小丁丁也出现营养不良的症象。他在监狱里能靠什么活下来呢？我知道担心并没有用，然而我的忧虑时常使我夜不能寐，而夜又很长。
新的一年来到了，但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新的东西，除了四哥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到监狱探视宁坤的情况：“他身体还可以，不是太好，但眼下有谁身体好呢？你不必担忧。我们过些时再给他买些黑市食物送去。”
二月里，我和一丁又度过一个孤凄的农历除夕。在这举国欢庆的春节，我们母子俩分配到一斤白面粉、半斤肥猪肉、一小棵卷心菜。为了让孩子高兴高兴，我把猪肉和卷心菜外叶剁成馅儿包饺子。我们把小小的菜心养在一碗水里，给冷清清的房间添一点生气。看着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饺子，我心里感到好受一点。这时候，他突然问我：“妈妈，你知道爸爸今晚也在吃饺子吗？”我想这不大可能，但是我说：“我希望爸爸也在吃饺子。在天津家家户户都吃饺子，这是风俗习惯。”天哪，他们既然已经养不活他，为什么不放他回家呢？我曾模糊地希望到寒假时去看他。可是，寒假快开始时，领导上宣布要大家留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毫无办法，唯有等放暑假再说了。
谁知五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快到下班时间，在打字室接到宁坤的信。急忙打开一看，比往常更短：“怡楷：我病危。望即来见可能是最后的一面。”出了什么事？三个哥哥来信一直教我放心。难道是我被蒙在鼓里？我惊慌失措，就不顾“小辣椒”的阻拦，直奔系主任办公室去向李主任请假。我一声不吭地把信递给他，然后提出要请假去探视病危的丈夫。“你怎么知道他的病就像他说的那么严重？”
“李主任。”我尽可能平静地回答他。“我爱人走了三年多了。以前来信一直说他身体很好，让我放心。如果不是情况十分危急，他绝对不会让我忧虑的。我太了解他啦。何况，您知道的，他的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管教人员不会让他把信发出，如果他讲的不是实话。我请求您准许我请一次假，好让我去看看他，也许是最后一面了。”
“别感情用事嘛，李怡楷。”他开始提高嗓门儿了。“我办不到。你是打字员。你要做的工作很多。系里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你却要请假去看望极右分子爱人。你现在还是他的爱人，但你也是国家干部。你必须站稳立场，和右派划清界限。这是个立场问题啊！不行，我不能批你的假。就这样吧，李怡楷同志 。”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我灰溜溜地离开办公室 ，拖着两条腿走回家去。一进家门，就听见一丁照例嚷嚷：“妈妈，我好饿！”心里感到比平常更难受。我赶忙打开小煤球炉，做了一锅山芋面糊 。一丁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他看到我没吃就问我：“妈妈，你怎么不吃啊？你不饿吗？我一天到晚都饿！”
“乖乖，那你就多吃点儿吧。妈吃不下。你爸爸病了，病很重。他们不让我去看他 .....”我说不下去了。
“妈妈，我们一定得去看他。大爸爸生大病，他一定特别想我们。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你再去找他们嘛。我也要去看大爸爸哩。”
孩子说得对，我不能那么轻易地认输。长期在恐惧中生活，畏缩几乎成为第二天性了 。可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必须进行抗争。
看着一丁上床睡觉之后，我离开我们凄凉的小屋，走到校园那一头领导干部住宅区。一走进李主任家灯火通明的客厅，我就看到“小辣椒”的爱人、系总支委员吴老师和那个与一丁同年的儿子小明在玩。他一会儿把小明抛到空中，一会儿又玩驮驮背。父子两个笑声不断。我看傻了，呆呆地站着不动，说不出话来。李主任先点了一支烟，然后转身对着我。
“李怡楷，你又来干什么？”他不耐烦地开腔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你不能去清河农场看你爱人。我不能让你在政治上犯错误。我们党一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连日本和国民党俘虏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 。你干什么要为你爱人担心呢？他这几年一直很好，是不是？他还没死，是不是？”“但愿如此吧。”
“那就得啦。这也足以说明他受到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要是他真的病了，农场领导会按党的政策给予他必要的医疗。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你也不是医生，你去有什么用，就算他是真的病了，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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