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怡楷问我，在受了十年的磨难之后，我有没有懊悔过回祖国来。我说：“其实没有。面临死亡的恐惧的折磨，我也有过短暂的痛苦的悔恨。但是一瞬即逝，当我记起有多少人，比我更冤枉，已经饿死或正在饿死。在北大荒大雪封门的日子，我有空闲反思十年来我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在我回国以前，看上去好像有几种途径可供取舍，但我不可能作出其它选择。我的决定是我的一生、我的梦与幻想、我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因缘际会的自然结果。当然啦，最好能让我免喝苦杯，但是喝苦杯肯定胜过与狗腿子们同流合污。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不回来，我就决不会找到你的。”
“现在你又拿我开心了。”她轻轻地说。
“岂敢，岂敢。我实在感到难过，我让你为我的一些选择付出 沉重的代价。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倒觉得近几年的经历激励我向 上，而不是使我堕落沉沦。我还讲不清它们对我的全面影响。但是我敢肯定我决不会徒然受难。毛泽东也为自己的严重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是否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唯有希望事情往好处发展。”
为了克服饥荒，党号召大学教师，像其它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用自己动手生产的食物补充口粮定量。报刊大力宣扬“伟大领袖”的光辉榜样，他亲自动手，把中南海的御花园改成了菜园。校园周围没开恳的空地分给了全校教职工。我在分给怡楷的一小块地上种了大豆。夏末秋初，我的体力进一步恢复，我常抱着一把锹寻找没人要的小块荒地，种上蚕豆或绿豆。不久以后，我的行动引起了怡楷一些同事的注意。其中有一位姓刘的英语教师好打抱不平，他公开说：“巫宁坤抱着锹在校园里开荒，这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活生生的讽刺。应当让他教书，不应当浪费他的才能种绿豆。”由于“大跃进”彰明较著的失败，有些知识分子的嘴巴又放肆了。我有话也没处说，得庆更生就该知足了。怡楷的一些同事倒羡慕我活着回家，因为当时他们的亲人在乡下人民公社饿死，他们在学校连黑袖章都不敢戴。
二
1962年春节假期，我回家八个月后，二舅从天津把一毛送回来了，因为两年来姥姥把自己的饭食尽量省下来喂这个孤儿般的外孙女，结果自己因严重浮肿病倒了。我们对姥姥作出的牺牲感到内疚，但是欢庆全家四口四年来第一次欢聚一堂。
春天一到，瑰丽的玉兰花为死气沉沉的景色增添了一点生趣，我的健康也更有起色。星期日上午，我们带一丁、一毛去逛市内唯一的公园逍遥津，相传三国时代曹操的部将张辽以八百人在这里破孙权十万之众。历史是无情的，成王败寇同样化为粪土，今天生杀予夺的奸雄到头来也无法逃脱同样的命运。对于安大许多人家，逛逍遥津是家常便饭，而对于我们却仿佛是珍贵的生活的馈赠。
其实这公园没什么好玩的。可是，难得逍遥，怡楷和我在两行盛开的白玉兰和紫玉兰之间来回漫步，看着两个孩子在近处的沙坑里玩耍、或者笑着喊着打滑梯、或者在曹操的点将台上互相追逐。我们俩边走边谈，心情比较舒畅，有时谈到我是否有可能早日重上讲台。尽管我的贱民地位造成明显的困难，怡楷知道英语专业急需高年级教师，便鼓起勇气把我们的想法向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提了出来。没料到，李主任不但同意我们的想法，而且几天之内就光临我们的陋室了。
他开门见山就很客气地说：“巫先生，我早该来看你的。但是，如果没有党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新变动，我来一趟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最近召开的广州会议的情况，你一定从报上看到了吧 ？”
“看到了。”
“好。知识分子现在要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受到党的信任，享受更好的待遇。这个对你也适用。1957年你给整得很惨，那已经是历史了。现在要向前看。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什么意见也没有。我很感激。”我急忙回答，生怕又上钩。
“那就好。我喜欢你的态度。有些知识分子不明白我们党的政策一向是左右交替的。1957年，我们左了，现在我们向右转。这要看情况而定。那天俄语组冒教授用我们党今天右的政策攻击昨天左的政策，我马上警告他：‘ 老冒，你小心点儿。也许明天你就会因为今天讲的话给揪出来。'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见过的可多啦。”
“我十分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我答道，衷心感谢他对党的变化无常的政策所做的出乎意料地坦率而简洁的分析。“我过去在政治上很幼稚，现在也一样。”
“所以你才碰上那么多麻烦。你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英国文学专家，我们正缺像你这样称职的教师。你管你的教学，我们管政治。你头上还戴着两顶帽子，‘极右分子 ' 加‘劳教分子 ' ，目前还不可能恢复公职。我们想让你先当临时工、合同工。这还得由校党委正式批准，不过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既然党有新政策，你又有真才实学。”
第二天，英语教研室主任杨教授来访，用流利的英语和我讨论英国文学。这次专业性的拜访实际上是一次口试。过了几天，系里就通知我九月起当临时工，合同每三个月签一次。每月工资六十元，不到我当年工资的三分之一，而且不能享受一般教职工的福利，包括大学生都享有的公费医疗在内。为了我备课的方便，住房增加半小间，搬到132楼20号。好在我们早已能身体力行“知足者常乐”的格言。
又过了几天，杨教授再次光临，给我分配了新学年开始后的教学任务。一门课是四年级的高级英文作文，学生二十多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门其他教师拒绝接受的课。另一门课是三年级二十多个学生的泛读课，他还带来两本书给我作教材。一本是捷克共产党革命烈士伏契克的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当时中文译本广为流传，作为革命英雄主义的证言。另一本是近代英国小说家希尔顿的中篇小说《别了，契普斯先生！》两本书我以前都没读过，虽然当年我在昆明上大学时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万世师表》。我很高兴有新的养料滋润我饥渴的心灵，不过二者的结合倒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伏契克的《报告》，据说是他被关在布拉格盖世太保监狱里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偷偷送出来的，简略地记下了他所经受的种种酷刑，和他在必死无疑的情况下英勇献身的精神。我往往为他夜以继日的身心受难感动得泪如雨下，但也无法不感到历史的讽刺：伏契克和其它烈士所作的壮烈牺牲，不过为建立一个在摧残人性方面不亚于纳粹党的政权铺平了道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偏偏轮到一个共产党劳改营的幸存者来为一个在纳粹酷刑室受害的共产党人作证！契普斯先生是完全另一种的英雄。在他毕生为学生献身的精神中，我看到一种无限温和、无限高贵的情操，可以引导我和学生交往，尽管我的身份很暧昧。伏契克和契普斯都使我在面临新的挑战中感到谦卑。（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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